【史海钩沉】

　　古代海上丝绸之路是连接古代中国与世界其他地区的海上通道，它由“东海航线”和“南海航线”两大干线组成，并不断延伸、拓展，构成一个四通八达的海上交通网络。就其内涵而言，中国古代的海上丝绸之路，被视为中外之间通过海洋通道进行的经济和文化交流与融通。从历史发展过程来看，学界一般认为明清两代是其发生演变和终结的时期，进而认为鸦片战争的爆发标志着我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衰落乃至终结。这一观点的依据大致在于：中国古代的海上丝绸之路所承载的中外经济文化等各领域的交流，是和平的、平等的、互利的。上述特征在鸦片战争之后的近代均被颠覆：中外关系不再平等，殖民暴力与冲突充斥，中国在对外贸易中丧失了优势和主导权，因此原本意义上的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宣告终结。

　　应该说，上述观点注意到了中国古代对外经贸关系与近代的差别，也据此提出了较有说服力的判断。但依笔者看来，它也存在明显的缺陷：第一，它将中外经济关系局限于中西经济关系，从而忽视了海上丝绸之路的区域性特征及其影响；第二，它将国家关系视为中外交流的主要考察对象和内容，从而忽视了民间力量对海上丝绸之路的广泛而积极的参与。因此，关于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在近代的演变，一些论者只看到其变化与断裂性的一面，却忽视了其延续性与新发展的另一面。事实上，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在近代的演变具象，仍有深入探讨的必要，本文以环南中国海地区为研究视域，就此稍作探讨。

　　所谓环南中国海地区，概指南中国海的周边区域，具体而言，包括与南中国海发生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联系的国家和地区。环南中国海地区内的南洋地区，是中国对外交往的通道，历史上即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构成地域，推动了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形成和繁荣。步入近代以后，南洋各地相继沦为西方各国的殖民地，中国也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伴随着南洋开发与中国的被迫开放，加上传统中国的海外交通与海外移民习惯，共同促生了近代中国大规模的国际人口迁移。据学者庄国土的估算，至20世纪初，世界各地的华人移民及其后裔已高达四五百万之众，其中约九成聚居在南洋各地，到了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南洋华人已在700万以上；朱国宏教授更是认为在1840—1949年的百余年间，中国的海外移民总数高达1600余万，其中三分之二的移民集中于南洋各地。在南洋各地的港口及周边地区，甚至偏僻的乡村地区，在早期华人移民社区的基础上，形成了为数众多的华人聚居区。

　　数量庞大的华人移民群体的存在，深刻地影响和促进了近代中国与南洋的经济贸易与文化交流。一方面，在贸易内容上，南洋各地向近代中国出口商品以原料、食品及加工品为主；中国的出口商品，则涵盖了日常生活所需的各类必需品，主要满足该地区为数众多的华人的消费需求。这一群体多倾向于消费来自中国特别是各自故乡的商品。之后随着近代中国政治与社会的演变，又进一步将其与带有民族主义色彩的“国货”相联系，从而为近代中国的对外贸易构建了一个独特的“外部经济”。早在1864年，时任厦门海关税务司的乔治·休士 （G.Hughes）在贸易报告中即指出：“厦门是中国市场与南方市场的沟通点。南方市场包括曼谷、新加坡、马六甲、槟榔屿、爪哇、苏门答腊、婆罗洲、马加撒等地。在爪哇、西贡、海峡殖民地（即新加坡、马来亚、槟榔屿等地）的中国人大部分来自福建。这些人自然希望能够用上本国生产、制作的产品。所以厦门与海峡殖民地之间存在着不小的贸易。”在不平等条约的束缚下，中国近代的出口贸易曾遭遇比较大的困境，但以广大华侨华人群体为对象的“外部经济”仍在持续发挥作用。以中国近代的“侨销茶”为例，它主要指由福建、广东、云南出口，面向香港和东南亚华侨华人消费群体的茶叶。据统计，20世纪30年代，东南亚华人的侨销茶高达三四百万公斤，其中单单新加坡一地，年进口侨销茶即高达50万～90万公斤，其中相当一部分是由新加坡分销至东南亚各地。在福建，自19世纪80至90年代起，在外国资本控制及国内繁重茶税的影响下，福建茶叶出口开始衰落，同时印度、锡兰茶叶开始兴起，以欧美市场为主的外销闽茶遭受严重冲击，大量茶庄倒闭歇业，但以乌龙茶为主的“侨销茶”的存在，使厦门茶业得以继续延续，厦门也成为近代福建“侨销茶”的主要出口地。另一方面，近代中国对南洋各地的贸易总体上虽然处于入超地位，存在贸易逆差，但与此同时来自南洋各地、数量庞大的华侨汇款的存在，不仅弥补了这种逆差，还对近代中国国际收支的平衡起到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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