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宋史学界为了扩大研究视野，在多种场合提出“大宋史”研究，引起了不少辽西夏金史学工作者的注意。众所周知，从明代以来，汉族旧史家不满元朝以“三国各与正统，各系其年号”为编纂宗旨给辽、宋、金各修一部正史的做法，掀起了重修《宋史》的热潮，欲将辽金史附于宋史之下。譬如柯维骐《宋史新编》将《宋史》和《辽史》《金史》合为一书，“尊宋为正统”“辽、金附之”。民国时期，面对西学东渐的冲击，王国维、陈寅恪、钱穆、蒙文通等一批国学大师尤重宋代文化。也有学者如金毓黻提出研究宋辽金史应当“以宋为主，辽金为从”。但是，这种传统观念和主张与21世纪以来的“大宋史”提法不可相提并论。可是某些辽金史学者不明就里，抱着陈旧的观念，武断地声称“‘大宋史’是将辽金史纳入宋史，将辽金史研究变成宋史研究的附庸，破坏辽金史研究的正常发展”，“‘大宋史’是不能成立的”，甚至说“‘大宋史’就是一股逆流”。（景爱：《“大宋史”之说不可取》，《中国社会科学报》2016年5月3日第4版；《辽金史研究中的“大宋史”》，《理论观察》2017年第7期）而且特别强调了是“新世纪以来”，显然将矛头对准了现今的宋史学界。我们不知道，这种武断说法有什么事实根据？对此必须予以正名。

　　何谓“大宋史”

　　首先，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国内史学界就根本不存在从传统史学正统观的角度来讲大宋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提倡民族团结、民族平等，大汉族主义受到了比较彻底的清算，反映在史学著述上，少数民族的历史得到了应有的尊重。翻开新中国成立以来撰写的所有中国通史，哪一部在讲到10世纪到13世纪或14世纪的历史，不是以“宋辽金时期”“宋辽金元时期”或者“五代辽宋金夏时期”并称呢？何曾用过“大宋史”，何曾将辽金史作为宋史的附属？如果说有用“大宋史”为书名的，也是沿用宋人自封“大宋”，亦如辽人自封“大辽”、金人自封“大金”而来，并未将辽金史作为“大宋史”的附属来讲。

　　其次，作为近代以来的中国宋史研究的主要奠基人，邓广铭生前多次告诫宋史研究者要研究“大宋史”。但是，邓广铭所说的“大宋史”，与某些辽金史学者所理解的“大宋史”，根本是风马牛不相及的。邓广铭是宋史学界最早将10世纪至13世纪历史视作继魏晋南北朝之后又一个南北朝时期的历史学家。据笔者所知，20世纪80年代后期编纂《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时，作为主编的邓广铭专门提出要改变过去“宋辽金”的说法，而应以朝代出现先后为序改称“辽宋西夏金”。因此，1988年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才有《辽宋西夏金史》分册。这个观念一直被中国宋史学界所继承。21世纪以来，由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组织、漆侠主编的大型断代通史，仍然以《辽宋西夏金代通史》（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为名，并约请了多位辽西夏金史研究者参与编纂。

　　此外，邓广铭提倡的“大宋史”研究是一种大视野的历史研究理念。1990年8月，邓广铭在北京召开的“国际宋史研讨会”上致辞说：“宋代文化发展所达到的高度，在从十世纪后半期到十三世纪中叶这一历史时期内，是居于全世界的领先地位的，为求能够全面地、正确地、深入透彻地予以剖析、说明，并作出公正的评价，这就需要运用多种视角、多种尺度、多种思想方法和思考方式来进行研究，进行观察，进行探索，进行衡量，才庶几可以做到……所以，我们不只希望海峡两岸的中国学者，有日益众多的人投身于宋史（更正确地说，应是指辽、宋、夏、金史，以及十至十三世纪的中国史）的研究。”漆侠生前也不止一次在课堂强调“只学历史，学不好历史，只研究宋史，研究不好宋史”，其精神实质与邓广铭的“大宋史”一脉相承。

　　2012年，笔者在“吴天墀教授百年诞辰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作学术总结时，就秉承邓广铭和漆侠的旨意说：“很多年前，邓广铭先生倡导研究‘大宋史’，我个人理解这有两层含义，一是学科间、专门史间、断代史间的整合研究，形成大的视野，全面完整地认识10—13世纪中国的历史文化”；“第二层含义我个人的理解是研究者应具备纵向兼通唐史和元史，横向宋辽西夏金史要互通的治史素养，眼界才能开阔，问题讨论才能深入，见识才能高远”。

　　一言以蔽之，“大宋史”指的是宋史学者在讨论宋史问题时，旨在强调与当时前后并存的辽、西夏、金各王朝之间的联系与影响，而不是局限于赵宋王朝。试问，这样的“大宋史”研究何来是“一种逆流”？！

　　辽宋西夏金史研究分立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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