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明清易代间，面对新入关的清朝，在是否归顺的问题上，大江南北呈现出了不同的图景。以山陕、北直、鲁豫等地为核心的北部省份士民较为迅速地归降新朝，清廷亦将诸多北人派往江南任地方官。在顺治朝江南动荡的大环境下，这些北人官员任职江南期间多办事勤勉，对清初江南的地方安抚、行政恢复与文化重建等方面贡献良多。

关键词：明清之际;顺治年间;清史;“南北之争”;江南地区征服;“北人南任”

作者简介：孔迎川，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博士研究生。

“明清之际”的话题向来受到史学界的关注。清朝入关后，首要任务即是消灭大顺农民军势力，继而翦除南明诸政权等抗清力量。顺治一朝，清廷基本完成了对内地直省的征服。条件所限，清初的军事征服必然以“先北后南”为顺序，而北方士民的抉择与去取，又深刻影响了其后清朝对南方的平定和治理。

　　围绕清初的“南北”话题，学界多聚焦于“南北党争”这一层面。近年，分区域乃至分省域审视明清鼎革的研究益多，清初北方的快速平定与江南地区的激烈反抗形成了鲜明对比。赵园先生指出：“随着战场的向南方推进，‘北兵’的构成中有了越来越多的汉人。”[1]实际上，除了军事构成中有大量北人加入，清军平定江南后，北方省份官僚也充实到南方，为新政权在此地的稳固与社会恢复起到了重要作用。学界现有对清初“北人官僚”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中央层面，尤以高官间的“南北之争”等事件为主，较少触及具体的地方行政及中下级官员。对明清之际的江南地方，传统研究多聚焦于“满汉矛盾”之下的大事件框架；较晚近的地方社会史视角，则多从江南士大夫与地方社会自身的角度着眼。鲜少有研究关注在这一地区清廷如何接触地方基层，与地方民众渐达暴力之外的和解。本文拟以清初的扬州、苏州、松江、常州、镇江五府为中心，侧重分析该地区的“北人南任”现象，并及北人官僚在江南的为官事迹，以期加深对“明清鼎革”及清初江南治理诸问题的认识。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一、明清之际的北方社会与士人抉择

　　(一)清军入关与北方士人的合作

　　早在入关前，后金即已密切注意明廷政局与关内农民军的动向。崇德八年(1643)，清太宗皇太极病逝，顺治帝福临冲龄即位，实由多尔衮等人主政。是时，明朝内部形势已发生了急剧变化，清廷收到消息：“中原流寇，势愈披猖，攻陷陕西郡县，渐逼边境。”[2]46顺治元年(1644)四月，大学士范文程上启称：“乃者有明，流寇踞于西土，水陆诸寇环于南服，兵民煽乱于北陲……中原百姓蹇罹丧乱，荼苦已极，黔首无依，思择令主以图乐业……河北一带，定属他人，其土地人民不患不得，患得而不为我有耳……大河以北可传檄而定也。”[2]51孟心史先生评价：“文程此言，于清之开国，关系甚巨。”[3]确为的论。

　　可以看出，满洲统治集团相当了解这些“中国北方”地区的形势，认为此地区可纳入己方治下，进而以之为据，“相机攻取”[2]51。顺治元年三月，李自成陷京师，崇祯帝自缢，明亡；五月，清军入关，大顺军西遁。十月初一日，顺治帝正式登基。此时，清朝已逐渐控制了北直、山东、山陕及豫北的大部分地区。十月间，和托镇压了山东青州的叛乱[4]66。年底，山西、畿南悉平[5]35。当年冬，清朝即以“中原平定”，释放了入质的朝鲜世子[2]111。次年正月，南征的多铎与阿济格二部会于西安，陕西砥定[6]。

　　相较于随后南明政权所辖各地的激烈反抗，清军对北方的征服则遇阻较小。同时，大量北方官僚、士人迅速加入清朝的建设中来。魏斐德注意到：“在崇祯朝，3/4的高级官僚来自南方；而在1644年，2/3的归降者是北方人。”[7]对此，笔者以乾隆朝成书的《贰臣传》为切入点，管窥清初北方士人的政治抉择。该书记载了明清鼎革之际部分较重要降清明臣的出身籍贯，及其降后事迹。如表1所示。

    另外，笔者又统计了顺治年间的汉人大学士、六部尚书、督抚官员的出身籍属，见表2：

　　由上可见，除了日后分为苏、皖两省的江南省及清朝入关前所处的辽东地区，顺治年间的汉人高级官僚主要来自直、鲁、晋、陕、豫这几个主体在长城以南、淮河以北的“北方省份”，即清朝在入关前后屡次提及的“大河以北”“京畿”“中原”“山左”等地。可以说，这几个省份的士人构成了顺治年间“南北之争”中“北人”的主体。①

　　北方官僚、士人的合作与加入，是清朝能稳定北方、进图全国的重要基础。北方之所以降清迅速，与彼时各方势力的政策密切相关。

　　(二)明清之际北方士人生存环境与政治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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