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1世纪以来，敦煌石窟的研究得到了快速发展。由于20世纪九十年代以后大规模的敦煌石窟图录不断推出，使学术界较容易查阅敦煌石窟艺术的内容；同时，随着交通和旅游设施的改善，到敦煌石窟进行实地考察有了更好的条件，越来越多的学者投入到敦煌石窟研究的行列中。敦煌石窟研究的成果也呈现与日俱增的态势，在一些领域形成了总结性的成果，另一些领域则出现了开拓性的重要成果。

　　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由敦煌研究院主编的大型专题研究丛书《敦煌石窟全集》（共26卷）陆续出版，这套丛书不仅涵盖了对敦煌石窟的故事画、经变画、佛教史迹画、密教绘画等图像内容的全面研究，还包括了对敦煌艺术中的建筑、音乐、舞蹈、服饰、图案画、山水画、动物画等艺术以及民俗、科技等领域的系统研究，可以说是对敦煌石窟研究的总结性成果。此外，在敦煌壁画图像的研究中，仍陆续有新发现，如贺世哲、施萍婷等对金刚经变、楞伽经变、净土变的研究；王惠民对十轮经变、地藏图像的研究；刘永增、谢继胜等对密教图像的研究等。而且也有一些学者开始对某一专题进行系统研究，如张元林对法华图像的系统研究；张小刚对佛教史迹画的研究；赖鹏举对敦煌石窟造像思想的研究等。一些学者由壁画图像的新考订，扩展到对洞窟开窟时代的讨论，乃至对其历史文化背景的深入探讨。

　　在石窟考古和美术史研究方面，出现了开拓性的成果。以樊锦诗为代表的文物工作者经过十数年的努力，完成了《敦煌石窟全集》第一卷《莫高窟第266～275窟考古报告》，不仅对洞窟内容做详尽而客观的记录，而且在敦煌石窟的考古研究上具有多方面的突破，在洞窟中的主题内容考订以及时代的推断等方面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同时采用数字化扫描等最新科技进行测绘图的制作，参考C14探测技术进行年代分析，体现了考古学与科技的结合。按敦煌研究院的计划，全部敦煌石窟的考古报告将会编撰成100册。在敦煌学已发展了一百多年之后，石窟本体的考古报告虽然才完成了第一部，反映了其艰巨性。但毕竟经过长期探索，形成了一定的规范，为今后的石窟考古研究开辟了道路。此外，以笔者领衔的团队编撰的《敦煌石窟美术史（十六国北朝）》，意在以美术史学的方法对敦煌一千多年的美术进行系统研究，特别是对美术风格、样式及其源流的深入研究，揭示敦煌美术发展的脉络及其艺术史的意义。按计划，全部敦煌石窟的美术史研究将要完成5卷。

　　在敦煌服饰研究领域，虽然早年已有研究，但在21世纪初有了成规模、有计划的研究，这方面主要有以包铭新教授为代表的东华大学服装学院研究者对吐蕃、回鹘、西夏、蒙古等古代少数民族服饰的研究和复原；以刘元风领衔的北京服装学院的研究者对敦煌各时代，特别是唐代人物服装以及装饰绘画方面的研究，等等。这些成果不仅在敦煌石窟研究中开拓了新领域，而且对中国染织服装史的研究起到了促进作用。

　　此外，还有一些学者从美学、音乐、舞蹈以及民俗文化、古代科技等方面对敦煌石窟进行了研究，限于篇幅，不再详述。

　　敦煌石窟作为中国古代文化的宝库，目前研究仍非常不足，对其中的哲学、宗教、艺术等方面的内涵远远没有研究透彻。因此，今后的研究首先应该注重从宏观历史文化的角度来探讨敦煌石窟的本质特色、价值意义等。从敦煌石窟一千多年不断营建的历史中，揭示石窟艺术所反映出的各时期宗教思想、文化思潮、艺术审美等因素的历史变迁。数千年的中华文明发展史，虽然在各地留下了无限丰富的历史遗存，但像敦煌石窟这样延续了一千多年，各个时期都保留着大量丰富图像资料的文化遗产则是绝无仅有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研究敦煌石窟，应该揭示蕴含其中的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文化特质，为更好地传承、创新中华文化服务。敦煌位于古丝绸之路的交通要道，在石窟艺术中包含着无比丰富的多种文明交汇形成的多元文化内涵。千百年的石窟营建反映了不同民族对石窟文化的贡献，更体现出中华文化在保持本民族优秀传统的同时，不断吸取外来文化艺术的成果，形成生生不息的传统文化艺术。这一点尤其有助于我们今天从根本上认识中华传统文化的精神特质，认识“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意义。

　　敦煌石窟的图像研究经过了数十年，发表了大量成果，但仍有相当多的工作需要进行。比如目前的研究仅限于有相关证据支持的内容，还有大量十分重要的图像，比如每一个洞窟的主尊定名，大多数洞窟还无法确定。这牵涉到一个洞窟的主题思想，在没有文字可考的情况下，若能借助新科技支持，如通过光谱分析从壁画上找出消失的文字；若无法获得直接的证据，就需从佛教文化发展的背景来考虑。因此，以考古学为主，综合多学科进行研究，是今后发展的方向。另外，对迄今为止的图像研究进行理论总结，为后续研究提供方法论支撑，也是今后要推进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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