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在中国古代货币发展史上，就大额货币的更迭而言，自战国秦汉以降主要经历了“黄金时代”“布帛时代”“纸钞时代”与“白银时代”（此概括属于并非十分严谨的宽泛界定）四大阶段。学界围绕明代白银问题产生了大量研究成果，主要聚焦在货币白银化的产生机理、演进过程、赋役折银与国家财政制度的转型、海外银内流的成因与数量估算、白银购买力与物价水平窥测、白银流动与17世纪货币危机、“反银论”思潮的不同解读等方面。

　　关键词：称量 赋役 财政 白银 货币制度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元明变革视野下的明代货币转型研究”〔17CZS019〕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邱永志，系江西财经大学经济学院讲师。

　　【争鸣与商榷】

　　在中国古代货币发展史上，就大额货币的更迭而言，自战国秦汉以降主要经历了“黄金时代”“布帛时代”“纸钞时代”与“白银时代”（此概括属于并非十分严谨的宽泛界定）四大阶段。每一次大额货币时代交替的背后，都与当时的政治局势变动、商品经济发展、货币财政制度变迁等密切相关。众所周知，明代的社会经济与财政体制经历了令人瞩目的转型过程。在此过程中，明代的货币流通体制也出现了重要的转变：历时3个多世纪的“纸钞时代”至此告一终结；铜钱经济也遭遇耐人寻味的式微过程，屡兴难振；传统意义上国家主导的钱法和钞法在明代遭遇严重挫败。结果自下而上、崛起于民间的称量银货币逐步占据市场与财政诸领域，成为主要货币。学界多谓之白银货币化，或云货币白银化。这个过程宣告了自宋以来（甚至秦汉以来）政府对于货币发行权垄断的动摇，形成了不同以往的货币流通制度，改变了国家权力与市场经济的关系，形成了新的财政运作方式，较为自由的私人货币制度再度大行其道，对此后5个多世纪货币经济史的影响极为深远。

　　学界围绕明代白银问题产生了大量研究成果，主要聚焦在货币白银化的产生机理、演进过程、赋役折银与国家财政制度的转型、海外银内流的成因与数量估算、白银购买力与物价水平窥测、白银流动与17世纪货币危机、“反银论”思潮的不同解读等方面。然而，尽管相关研究成果很多，但学界对其仍存有不少偏差。笔者从三个影响广泛的主要认识入手，阐述当前存在的认知不足，以求教于方家。

　　1.货币白银化产生的内在机理

　　学界关于明代货币白银化产生的内在机理，至少有五六种说法（市场发展需求说、贡赋体制吸纳说、需求稳定通货说、宋代白银货币化延续说等）。但影响最广的主流说法如下，明中晚期商品经济的恢复带来的市场扩大，私人海上贸易的繁荣带来的海外银大量流入，以及受市场化驱动的赋役折银化改革（以一条鞭法为标志）是货币白银化形成的根本动因。然而在笔者看来，这种经济决定论的观点存有两点不足：一是忽略了时间与市场发展状况的前提条件，过于笼统与简化，可能倒因为果；二是对政治变动与货币财政体制等因素的考虑不够。

　　说此论点忽视了时间和市场的前提条件，原因在于：从时间角度看，明代货币白银化的进程早在正统前后即已开启，成弘时期就已取得较为瞩目的广泛发展，嘉万时期逐步走向深入。而具有跨区域整合特征的长途贩运与海外白银的大量流入主要是在嘉靖后期方才显著出现。在海外白银流入方面，日本银大体在嘉靖晚期的16世纪40年代始大量进入，美洲银在万历前期的16世纪70年代方才汇合流入，很显然，海外银的流入是明代货币白银化的结果而非原因。

　　从市场角度看，由于学界对明中叶市场发展状况的研究仍处于初步阶段，故我们只能做谨慎的判断。大体在正统至嘉靖前期，尽管不少地区的商品经济逐步恢复，但似乎仍处于分割化、零碎化特征明显的地方市场阶段。刘光临教授曾依据弘治末张文的描述“云南专用海贝，四川、贵州用茴香花银及盐、布，江西、湖广用米、谷、银、布，山西、陕西间用皮毛，自来钱法不通”等资料，认为铜钱经济在1500年以前大部分地区都不甚发达，明初100多年的时间里许多地区的经济生活以实物交换为主，嘉靖以前的市场处于细碎化阶段。这些论断虽稍显绝对，但结合最近对于货币史与物价史的研究动向看，强调发展程度高于宋代的明中后叶市场需求是贵金属白银崛起成因的分析，肯定存在重要缺陷。

　　那么，货币白银化形成的内在机理究竟是什么？要回答这一问题就必须解决经济决定论对明代政治变动与货币财政体制等因素关照不够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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