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三教合一”是宋学最为显著的特征。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宋代士人对儒、佛、道三教人生哲学兼摄、融会，形成了一种宽厚而灵活、执著又通达的处世心态和人生哲学。与“不善处穷”的唐代谪臣如韩愈等相比，宋代士人在谪居期间，往往能积极吸纳佛、道思想中利于精神超越、利于生存需要的合理因素以涵养自己对抗苦难、摆脱困境的文化人格，保持一种稳定、平和、旷达、不走极端的心态，随遇而安，顺适无闷，坦然应对官场的失意和人生的挫折，不介怀于个人之穷通得失、祸福生死，平稳度过这段人生低谷期。

   关键词：三教合一;宋代士人;人生哲学;迁谪心态

   标题注释: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三教融摄与宋代士人心态及文学创作”(项目批准号：08BZW036)，山东省社科规划研究项目“‘三教合一’与宋代诗歌研究”(项目批准号：07CWXJ08)的阶段性成果。

宋前所谓的儒、佛、道三教融合基本上是三教各成体系，立足本教以融通外教，充实、发展本教学说，扩大本教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影响，三教尚处于兼而未融的状态①。入宋以后，儒、佛、道三教在新的社会环境中出于生存、发展的共同需要而相互融摄、相互渗透、相互补充，在思想层面上开始了深层的、广泛的、有机的融合，逐渐形成了以儒学为主体，佛、道为辅翼的“三教合一”的思想文化格局②。宋代士人在“三教合一”思想文化背景下对三教核心义理(特别是其人生哲学)的兼摄、融会，使其处世心态有着不同于前代的表现。正如论者所言：“中国的文化思想，至两宋而三教合一，共融于心性义理，与此相应，中国诗人的人生旨趣，至宋人也同样臻于精熟状态，参儒家与佛老而互用，兼此岸与彼岸而通融，既是入世者的超脱情怀，又是出世者的随物悲喜。”③三教人生哲学的融通互用，可以帮助士人在通达与穷愁之间自由转换心境，平衡心理，更为圆通、机变地应对各种环境和人事。特别是在迁谪时期，他们能积极吸纳佛、道思想中利于精神超越、利于生存需要的合理因素，在谪居时保持一种比较稳定、平和、旷达、不走极端的心态，随遇而安，平稳度过这段人生的低谷期。本文即通过与中唐韩愈、白居易的比较，论述以苏轼为代表的宋代士人对三教人生哲学的融摄所形成的顺适无闷的迁谪心态。

　　一、韩愈与白居易：中唐迁谪心态的两种范型

　　在唐代，诸如冒犯皇帝或忤旨、违犯朝廷礼仪和礼俗、党争失利、职务连坐、违反行政法规、行政过失、职务犯罪等，都可能被降职贬官。但这只是对唐代贬官制度的简单归类，在实际执行中，因为权力斗争等因素的影响，情况又往往十分复杂④。唐代贬谪文化有一个显著特点，即被贬官员中文人极多，因而融入谪臣身世之感的贬谪作品也极多。透过这些作品，我们可以了解这些被贬文人的谪居生活和迁谪心态。由于中唐是宋型文化的发生阶段，而白居易的谪居心态又对宋代士人影响至深，因此在论述宋代士人迁谪心态之前，我们先结合文学文本的解读来分析中唐以韩愈和白居易为代表的两种带有范型性的迁谪心态。

　　韩愈一生两次遭贬。贞元十九年(803)，因上书言关中天旱人饥，触怒权要，被贬为阳山(今属广东)令。“朝为青云士，暮作白首囚”(《赴江陵途中寄赠翰林三学士》)⑤。韩愈一生志在兼济，积极仕进，突如其来的打击，令他无所适从，悲抑难当。这年冬天，韩愈离开长安往贬所。时值隆冬腊月，行期紧迫，苦不堪言。经行汨罗江畔，韩愈有感而作《湘中》诗，借凭吊屈原而伤悼自我。到阳山后，韩愈往往借诗歌发抒自己的谪居苦闷，如《君子法天运》：“君子法天运，四时可前知。小人惟所遇，寒暑不可期。利害有常势，取舍无定姿。焉能使我心，皎皎远忧疑。”在发泄郁闷的同时，也怨恨小人构陷致使自己远贬阳山。不过，此次贬谪并没有对韩愈造成巨大的心理伤害，因为此时他才三十六岁，正值旺年，一则身体强健，二则还有复起的希望。实际情况也是如此，一年多后，韩愈即徙掾江陵，元和元年(806)六月还京任权知国子博士。后任知制诰，迁中书舍人，擢刑部侍郎。

　　元和十四年(819)，韩愈因反对宪宗拜迎佛骨而被贬为潮州刺史。先前被贬阳山令是因为得罪了权要，而这次被贬则是触怒了龙颜，虽经裴度、崔群等极力开解，宪宗怒犹不减，谓“愈为人臣，敢尔狂妄，固不可赦”(《旧唐书》卷一六○《韩愈传》)。所以，这次左迁潮州对韩愈的打击更大，苦闷之情更为浓烈。是年正月，韩愈又一次在严寒季节踏上贬途。对于这次左迁，韩愈自料已无复起之日，甚至难有生还之理，行至蓝关遇侄孙韩湘，感而赋《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有云：“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这种可能被贬死穷荒的心理暗示一直缠扰、折磨着韩愈：“不知四罪地，岂有再起辰?”(《赠别元十八协律六首》其四)“仰视北斗高，不知路所归。”(《宿曾江口示侄孙湘二首》其一)“嗟我亦拙谋，致身落荆蛮。茫然无所诣，无路何能还?”(同上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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