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明儒将张煌言在将死之时留下名句“莫道故人多玉碎，盖棺论定未嫌迟”，这种将功过是非留待身后评判的想法在古代中国颇为盛行。谥号正是王朝统治者依据逝者的身前行止所给出的褒贬称谓，谥法则是隐匿于谥号背后由官方运作的一整套规制。谥法之所以与“盖棺论定”勾连起来，不仅因谥号寥寥数字堪称逝者平生善恶之剪影，更因“谥号唯一”所带来的足以跨越历史年轮的不可替代性。然而，当构建于“行出于己，名生于人”之上的谥法发挥人物臧否功能时，另一种不同的声音——“盖棺论未定”也在历史上悄然响起。尤其是清代，受制于谥法形态变更、专制皇权强化和民间舆论兴起，官方或民间对某人某谥的不认同以及随之而来的重新评判大幅增长，由此形成清代谥法不容忽视的另一面相。

　　官方自行更定谥法 

　　谥法起于周代。汉代确立公谥制度，即由官方统一制谥。此后，有鉴于许多承载政治考量的赐谥无法在逝者丧葬以前落实，谥法类型遂突破单一的“将葬而谥”模式，逐步走向多样化——加谥、夺谥、改谥、追谥、特谥。其中，夺谥与改谥较为特殊，均代表帝王对过往予谥——“盖棺论定”之“否定”。与以往各朝慎之又慎的态度不同，清帝多次运用夺谥与改谥，以维护其皇权专制统治。

　　夺谥，指在逝者有谥的前提下统治者又因诸种原因削夺其谥。为了最大程度地美化皇权、笼络臣工，清廷效仿明朝取缔恶谥，同时又将夺谥推向前端，以此弥缝谥法“惩恶”之留白。清代，夺谥共计16例，大体分作两类。

　　一是宗室夺谥。例如，多尔衮死后，顺治帝曾尊谥其为“懋德修道广业定功安民立政诚敬义皇帝”。顺治八年（1651），郑亲王济尔哈朗等“冒死奏闻”多尔衮生前罪行，颇有“罄南山之竹，书罪未穷”之势。顺治帝随即下旨将多尔衮削爵、撤庙、罢谥、黜宗室。

　　二是官员夺谥。例如，乾隆帝颇爱沈德潜诗才，曾亲赐诗文“玉皇案吏今烟客，天子门生更故人”。乾隆三十四年（1769），沈德潜卒，赐谥“文悫”（取“表里如一”之意）。四十三年，沈德潜因牵涉徐述夔“文字狱”一案，乾隆帝大怒，不仅斥其“卑污无耻”“玷辱缙绅”，还谕令夺谥。这无疑是对沈德潜先前荣宠与褒奖的悉数收回。清代诸人被夺谥的原因虽不可概而论之，却皆与当朝政治相关联。

　　改谥，指统治者更改逝者原初谥号。努尔哈赤是清代唯一庙谥（即末字谥，评判帝王最重要的谥字）发生变更的皇帝。《清史稿》载：“初谥武皇帝，庙号太祖，改谥高皇帝，累谥承天广运圣德神功肇纪立极仁孝睿武端毅钦安弘文定业高皇帝。”此番更改实与顺治帝有关。顺治崩逝，汉臣孙廷铨提议“大行皇帝龙兴中土，混一六合，功业同于开创，宜谥为高皇帝”。他们希冀借助“高”谥（取“功德盛大”之意），即开国元君常用庙谥，拔高顺治帝及其汉化倾向的地位，并有意割裂其与关外时期的联系。这遭到以鳌拜为首的满洲大臣反对，他们强势地将顺治帝庙谥定作“章”（取“敬慎高明”之意），而将太祖之“武”谥（取“克定祸乱”之意）改为“高”谥。

　　此外，清帝还为文、武二圣更定谥号。明嘉靖帝为孔子所上谥号曰“至圣先师”。顺治帝改为“大成至圣文宣先师”，以表重视硕儒。后来，考虑到大繁至简，又将其改回“至圣先师”。蜀汉后主刘禅为关羽所定谥号曰“壮缪”（取“勇猛果敢”“名与实爽”之意）。乾隆帝改为“神勇”（取“安仁立政”“见义必为”之意），后又更定为“忠义”（取“危身奉上”“制事合宜”之意），使其谥号一步步走向溢美。

　　民间舆论有别于官方谥法 

　　与官方更定谥号不同，当清代民间舆论与谥法所体现的官方话语出现巨大分歧时，“盖棺论未定”就会悄然生长。历史人物的生前地位愈是显赫，其生死浮沉所带来的另类评说往往就愈加多样。

　　清帝对“文正”（取“道德博闻”“守道不移”之意）一谥极为看重，仅予谥八例（汤斌、刘统勋、朱珪、曹振镛、杜受田、曾国藩、李鸿藻与孙家鼐），且全部“出自特恩”。但是，民间却对曹振镛及其获谥“文正”颇多置喙。朱克敬《瞑庵二识》载：“曹文正公晚年，恩遇益隆，身名俱泰。门生某请其故，曹曰：‘无他，但多磕头，少说话耳。’”朱氏强调“道光以来，世风柔靡，实本于此”。陈其元《庸闲斋笔记》对曹氏的讥讽就更加直接：“庸庸碌碌曹丞相。”而对其获谥“文正”，民间甚至出现“不文不正”之谤——“焉用文，阅试卷偏旁必黜，是以谓之文；奚其正，收炭敬细大不捐，则不得其正”。显然，这与“文正”谥号背后的官方定性大有差异。道光帝认为曹氏“人品端方”“实心办事”，赞其“亲政之始，先进正人。密勿之地，心腹之臣。问学渊博，献替精醇。克勤克慎，首掌丝纶”。可见，官方谥法的“盖棺论定”走入民间社会，极有可能遭到“消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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