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一统”的理念在中国历史上源远流长，“大一统”的实践在中国许多朝代都有体现。一般说来，这种理念和实践都强调多民族国家的高度统一和发展。清代“大一统”的理念和实践更多地表现在蒙古、新疆、西藏等边疆地区，其实质是如何处理边疆民族问题。

　　汉唐“大一统”理念影响清朝

　　汉武帝元光元年（前134），董仲舒提出“大一统”学说：“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在中国历史上，汉武帝是继秦始皇之后第一个在认识和实践上实施“大一统”的皇帝。唐武德二年（619），高祖李渊颁布诏书，表示“怀柔远人，义在羁縻”。唐太宗即位后，继承和发展了这一政策，他反对“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观点，提出“夷狄亦人耳，其情与中夏不殊，人主患德泽不加，不必猜忌异类。盖德泽洽，则四夷可使如一家，猜忌多，则骨肉不免为仇乱”。他明确表示，“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汉朝、唐朝的“大一统”理念，为清朝诸帝在认识和实践上不同程度地有所继承和发展。

　　在努尔哈赤时期，民族问题中除了处理满族本身的问题外，还包括怎样处理满族与汉族以及蒙古族的关系，尤其是满族与蒙古族的关系。为了进攻明朝，努尔哈赤对内蒙古采取了武力和怀柔相结合的政策。当内蒙古与明朝联盟时，努尔哈赤对内蒙古以武力攻打为主；当内蒙古表示归附时，努尔哈赤以怀柔为主，与内蒙古结成联盟对付明朝。他去世前，内蒙古科尔沁等部已经归附后金，这表明他对内蒙古的政策取得了一定成效。皇太极时期基本上沿袭了努尔哈赤的政策，但更倾向于怀柔的一面，促使内蒙古最终归服。不仅如此，皇太极还与西藏的藏传佛教领袖人物以及和硕特蒙古贵族势力取得了联系。这一切表明，尽管皇太极时期满族贵族建立的政权仍是一个地方性政权，但已看出皇太极在这一时期具备了“大一统”思想的萌芽。

　　认识发展铸就清朝“大一统”理念

　　顺治元年（1644）清朝定鼎北京后，满族成为统治民族。其最高统治者在对待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方面，在认识和实践中又有了新的发展。顺治皇帝曾说，“历代帝王，大率专治汉人。朕兼治满、汉，必使各得其所，家给人足”。在与内蒙古的关系方面，清廷仍然采取恩威并用的政策，一方面进行抚绥，另一方面平定内乱。顺治三年对苏尼特部腾机思反清势力的镇压，便是一个例证。在对待西藏方面，顺治皇帝邀请五世达赖喇嘛进京并赐以封号，更表明清廷的“大一统”观在认识和实践上都有了新的进展。

　　康熙、雍正、乾隆年间，是清廷“大一统”观在认识和实践上的完善时期。在认识上，康熙皇帝强调“天下一家”。康熙三十年（1691）多伦会盟后，外蒙古归附清廷。针对秦朝修筑长城所起的作用，康熙皇帝说，我朝施恩于喀尔喀，防备朔方，较长城更为坚固。他还进一步说，“帝王治天下，自有本原，不专恃险阻。秦筑长城以来，汉、唐、宋亦常修理，其时岂无边患？明末，我太祖统大兵长驱直入，诸路瓦解，皆莫敢当。可见守国之道，惟在修德安民，民心悦，则邦本得而边境自固，所谓众志成城者是也”。这里，康熙皇帝彻底瓦解了历史上形成的隔断中原内地和北方边疆游牧民族的认识上的长城，这在清廷“大一统”观的形成过程中具有重要意义。康熙三十六年，平定噶尔丹内乱之后，康熙皇帝针对有人提出河套的地理位置在战略上的重要性，发表意见说，“若控驭蒙古有道，则河套虽为所据，安能为患？控驭无道，则何地不可为乱？”他又说，“朕中外一视，念其人皆吾赤子，覆育生成，原无区别”。“中外一视”“原无区别”，反映了康熙皇帝的“大一统”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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