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在“防弊”治国理念指导下，宋代创立了“鞫、谳、议”审判机制。不仅地方上严格执行了这一制度，中央层面实际上也贯彻了这一制度。宋神宗元丰改制，大理寺设右治狱，掌京城百官犯罪案、皇帝委派案、官物应追究归公案的审讯；同时设立左断刑，负责详断各地文武官员犯罪被劾案和各地报呈的疑罪上奏案。右治狱推鞫的案子须送左断刑详断，贯彻了鞫谳分司的精神。详议是建立在鞫、谳分司基础上的一个更深层次的制度设计，即地方奏案(已鞫)报大理寺、刑部断，再经审刑院详议。大理寺和审刑院断、议如有争执而无法定案时，宋还设有尚书省集议程序，以解决疑难问题。这一制度充分体现了宋代祖宗家法“事为之防，曲为之制”的宗旨。

　　关 键 词：宋代/大理寺/审刑院/鞫谳分司/详议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全宋笔记》编纂整理与研究”(10&ZD104)

　　作者简介：戴建国，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宋代的审判实行“鞫谳分司”，鞫司审讯，谳司检断，在司法制度中是最值得称道的。然而迄今为止，相关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地方州府一级①，至于中央层面的司法机构，如大理寺在元丰改制设立左断刑和右治狱两司后，其审判机制是否也实行“鞫谳分司”，由于相关历史文献在叙述大理寺官员职守时并无清晰的交代，因此，学界已有研究成果尚未有明确的结论。②如果我们再深入一步细究的话，可以发现宋代的审判分司制度实际上不止于“鞫、谳”，此外还有一个“议”司“详议”的程序，对鞫、谳结果进行覆核，这一程序鞫司和谳司都不能参与，从而形成一个鞫、谳、议分司，独立进行审判的机制。对这两个问题的探讨有助于我们全面认识宋代的司法制度，值得深入研究。为此，本文以大理寺、审刑院职权为中心就上述议题作一考述。

　　一、右治狱、左断刑：大理寺的鞫谳分司

　　北宋前期，大理寺并不设审讯机构，只负责详断天下奏报的案件。神宗元丰改制，大理寺设立左断刑，并恢复设立审讯机构，即设右治狱，掌审讯案件。关于大理寺设左断刑、右治狱两司后，审判是否也实行“鞫谳分司”，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神宗正史·职官志》是这么说的：

　　大理寺置卿一人，少卿二人，正二人，推丞四人，断丞六人，司直六人，评事十有二人，主薄二人。卿掌刑狱、断谳、推鞫之事。凡职务分左右，奏劾命官、将校及大辟囚以下以疑请谳者，[隶]左断刑，则司直、评事详断，丞议而正审之；若在京百司事当推治，或时旨委勘及系官之物应追究者，隶右治狱，则丞专推鞫，少卿分领其事，而卿总焉。凡刑狱应禀议者，请尚书省，即被旨推鞫及情犯重者，卿同所隶官上殿奏裁。[1](职官二四之四，第3册，P2894)

　　《职官志》所载左断刑“司直、评事详断”与右治狱“丞专推鞫”的案件类型不同，“左断刑”系负责各地文武官员犯罪被奏劾的案件，以及各地报呈的疑罪上奏案件的详断。所谓奏劾命官、将校，通常是置诏狱审讯，然后由大理寺左断刑断。“右治狱”系负责京城百官犯罪案件、皇帝特别委派审讯的案件、涉及官物应追究归公的案件的审讯。这两个部门一个负责谳，一个负责鞫，因涉及的案件来源于不同系统，两个部门之间会发生职务上的联系吗？换言之，“右治狱”审讯的案件只是完成了鞫的程序，还有待于“谳”，会转到同属大理寺的“左断刑”部门去检法断罪吗？这个问题关乎大理寺内部两个部门之间是否也实行“鞫谳分司”制。

　　《宋史》卷一六五《职官志》大理寺条载：“建隆二年，以工部尚书窦仪判寺事。凡狱讼之事，随官司决劾，本寺不复听讯，但掌断天下奏狱，送审刑院详讫，同署以上于朝。”[2](P3899)即不再受理审讯案件的事务，专门负责天下奏案的详断。不过，此史料略去了送刑部详覆的职能，事实上当时还有刑部参与复核。

　　太宗淳化二年(991)曾诏令“大理寺杖罪以下，并须经刑部详覆。寻又诏大理寺所驳天下案牍未具者，亦令刑部详覆以闻”[3](卷十四《太宗皇帝·听断》，P197)。大理寺当时并不负责审讯，因此所言“大理寺杖罪以下”，是指包括官员案件在内的天下上奏案件，都须经过刑部详覆，此详覆即详议程序。同一年，判刑部李昌龄上言：

　　自来大理详断，刑部详覆，并连署以闻。此设两司为之钤键，贵于议谳，克正刑章。既列奏以佥同，乃职分之无别。案制：大理定刑讫，送省部详覆官入法状，主判官下断语，然后具状奏闻。至开宝六年，阙法直官，致两司共断定覆词。今若悉备旧规，虑成烦滞。欲望今大理所断案牍，令寺官书判印书讫，送省部详覆。如其允当，即刑部官吏印书，送寺共奏。或刑名未允，即驳疏以闻。诏从其请。[3](卷十四《太宗皇帝·听断》，P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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