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建立后，朱元璋总结历史经验教训，采取一系列重大政治改革，改进国家治理模式，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尽可能地消除威胁皇权的各种势力。其中，废除传统丞相制度是其重大的革新措施之一，影响深远。废相之后如何建立新的辅政模式，是一个艰难探索和不断改进的历史过程。尽管内阁制度正式形成是在永乐时期，但仍然处于不断变化之中，难以定型，故学界有秘书机构、参谋机构、顾问机构、智囊机构、宰相机构等不同认识。

　　内阁不是传统相权的翻版

　　《明代内阁政治研究》（田澍著，人民出版社2018年6月版）注重通与专的结合和体制之“形”与运作之“神”的统一，通过对“大礼议”和嘉靖至万历政局演变的精细研究，回应不同的学术观点。作者认为有明一代内阁始终受制于皇权，不可能独自挑战皇权。也就是说，朱元璋的废相之举对明代政治产生了深刻影响，内阁的出现不是对朱元璋废相的反动，而是废相后全新政治空间中的产物。

　　其主要观点有：1.长期以来，学界将内阁阁臣与殿阁大学士混为一谈，通过细致考证，作者认为笼统地将两者互用是错误的，应予改正。指出内阁正式形成后，供职内阁的朝臣应只称阁臣，而不能称殿阁大学士。因为殿阁大学士既可用于入阁者的头衔，也可用来褒奖忠孝或追赠有功之臣，具有多种用途。同时，阁臣也不能被随意称为内阁大学士，因为明代进入内阁参与机务者并非都具有大学士头衔。

　　2.针对明代阁臣人数，学术界有170、164、163、162和161人等多种说法，产生歧义的重要原因在于如何认定阁臣身份。作者认为判定明代阁臣的身份只有一条标准，那就是进入内阁参与机务的真实经历。按此标准计算，经过逐一考辨，认为明代阁臣共有161人。

　　3.至于明代内阁的政治功能，作者没有简单采用传统的秘书或参谋等视角来认识，认为内阁有教育功能、筹划功能、补过功能等，但这几种功能的正常发挥需要一定的前提条件，即：皇帝勤政、皇帝亲信并尊崇阁臣、阁臣与皇帝保持接触、阁臣地位平等且彼此和谐相处等。但在实际运行中，由于条件制约，特别是阁臣与皇帝关系的疏离，得不到皇帝的真心支持，使内阁的功能不可能得到充分发挥，难以转化为传统意义上的宰相权力。正由于此，阁臣对明代政治影响处于不稳定状态，或大或小，或强或弱。总体而言，不论阁权如何变化，其受制于皇帝的基本格局未变，内阁不可能突破朱元璋废相的制度设计而走向相权化的道路。换言之，明代内阁不是传统相权的翻版。

　　　嘉靖时阁权是内阁中的畸变

　　该书的最大亮点之一就是通过对“大礼议”的研究专门探讨内阁的作用、阁权的运行、中枢决策、阁臣与皇帝关系等。通过研究认为，该事件是以杨廷和为代表的前朝旧臣失败的过程，也是其被新任皇帝赶出嘉靖政坛的过程，为世宗恢复皇权和重建政治新秩序扫除了障碍，对此后的明代历史走向产生了极大影响。

　　同时，作者对所谓“嘉靖时期的阁权扩张是从杨廷和开始”的观点进行了批驳，提出在“大礼议”中，由于杨廷和与世宗关系的恶化，不可能趁新皇帝立足未稳之际扩张阁权。被学术界所夸大的杨廷和在世宗即位之初的阁权，并不是内阁权力的扩张，而是杨廷和等旧臣选择忠于孝宗时所处困境的表现。正由于此，杨廷和的政治选择不可能成功，故此时的阁权是明代内阁发展过程中的畸变，而非常态。在正德、嘉靖政局的演变中，杨廷和及其追随者不可能突破明朝坚固的政治体制而随意扩张阁权，更没有能力来挑战皇权。他们与皇帝的冲突乃至对抗只是政治观念的反映，不是阁权扩张的表现。相当一部分学者为了凸显杨廷和集团的正面形象，再三掩饰其对持不同政见者的驱逐、辱骂乃至暗杀的恶劣行径，把杨廷和的失败归结为张璁等人对世宗的“迎合”，无视杨廷和自己打败自己的基本事实。

　　　反对“专擅”导致政治中枢疲软

　　书中同意明代内阁“鼎盛期”的说法，但认为进入这一时期的标志性人物不是杨廷和，而是张璁。张璁等新生力量在“大礼议”中脱颖而出，并很快进入核心权力部门，利用与世宗的密切关系和特殊影响推动了内阁的改革，强化了阁权。这一趋势一直延续至万历前期的张居正时代，前后60余年为明代阁权发展过程中的“鼎盛期”。张居正病逝后，由于神宗主导的持续的“反张”活动，连带反对张璁以来不断扩张的阁权，使阁权进入疲软期，明代政治中枢弱化，阁臣无力应对日益复杂的局面，明代随着阁权的衰落而走向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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