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人追忆】

　　刘钊教授在总结中国近现代以来文字学研究的学术史时曾经写道，“李学勤涉猎面广，学问渊博，在甲骨学、青铜器研究、战国文字、秦汉简帛、文化史、先秦史诸多方面都深有造诣”。秦史和秦文化研究，在李学勤先生所进行的学术探索中只占非常有限的比重。尽管如此，他的学术关注，往往对学界有所引导。他的考察方法，往往对学界有所启示。他的创新识见，往往大大提升这一研究方向的总体水准，不仅在若干研究专题占据着学术制高点，有些认识将长期对秦史与秦文化研究的推进发挥引领和指导的作用。

　　秦文物研究的先行者

　　对于秦史的总结，有学者走出了自早期秦史开始追溯，而并非仅仅考察秦王朝史、秦帝国史的学术路径。这一学术认识，其实李学勤很早就已经付诸实践。

　　早在20世纪50年代，李学勤就对秦国器物多有关注，发表了《战国时代的秦国铜器》（《文物参考资料》1957年第8期）这样的专门研究秦器的论文，此后又在《战国题铭概述（下）》（《文物》1959年第9期）中，对易县和长沙出土的两件秦戈有所补论。《补论战国题铭的一些问题》（《文物》1960年第7期）一文，则根据对原器的目验，补正了对秦始皇四年吕不韦戈题铭的释读。在《关于东周铁器的问题》（《文物》1959年第12期）一文中，他赞同不以《诗·秦风》的“驖”字作为铁器出现之证，并从文字衍变的角度进行了说明。这样的论点，体现了学术上的高度清醒。

　　发表于秦史研究热潮刚兴起之时的《秦国文物的新认识》（《文物》1980年第9期），是一篇学术内涵极其丰厚的论文。对新出秦器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并且通过这些材料“分析秦与东方各国文化的异同”，对过去著录的秦国文物，也提出了新的认识。文中所分别论述的专题包括：一、不其簋与秦早期历史；二、春秋前中期秦器的序列；三、中山鼎与平安君鼎；四、秦郡县造兵器的新发现；五、论秦咸亭陶文。

　　在《北京拣选青铜器的几件珍品》（《文物》1982年第9期）、《论河北近年出土的战国有铭青铜器》（《古文字研究》第7辑）、《〈中日欧美澳纽所见所拓所摹金文汇编〉选释》（《四川大学学报丛刊》第10辑）等论文中，李学勤也论及秦器。《谈文水出土的错银铭铜壶》（《文物》1984年第6期）一文所讨论的铜壶，虽然是一件燕器，然而出土于秦代墓葬中，据推定，大概“是在秦向东方发展过程中流落到秦人手里的”，因而也与秦史有关。其他如《秦公簋年代的再推定》（《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第13~14期）、《秦孝公、惠文王时期铭文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2年第5期）、《最新出现的秦公壶》（合著，《中国文物报》1994年10月30日）、《秦怀后磬研究》（《文物》2001年第1期）、《“秦子”新释》（《文博》2003年第5期）、《论秦子簋盖及其意义》（《故宫博物院院刊》2005年第6期）等，也都以真知灼见，推进了秦史与秦文化的研究。

　　《战国秦四年瓦书考释》（《联合书院三十周年纪念论文集》）、《记秦廿二年石臼》（《秦汉研究》2007年）等论文，对于学者较少讨论的其他材质的文物遗存也进行了认真研究，提出了重要意见。关于石鼓文的年代，以往存在多种认识。他指出，“与石鼓有关的《秦风》云‘游于北园’，‘北园’据出土陶器知在今凤翔，这对判断石鼓原在地和年代提供了新的线索。看来，石鼓大约为春秋中晚期的作品”。这样的判断，是有说服力的。

　　《西汉金文中的咸阳》（《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通过对一件西汉青铜器的研究，澄清了有关秦行政地理的一个重要问题。其中涉及地名移用的人文地理规律，对秦汉北边的开发史，提供了新的文物信息。

　　对于作为秦史重要物质遗存的秦器的研究，李学勤有突出的学术贡献。他尤其善于将出土文物、传世文物和海外流散文物进行综合研究，其科学识见为许多学者所不及。

　　二十世纪末涉及秦史与秦文化研究的新的文物资料的发现，以秦封泥和秦玉牍最为引人注目。对于这些新的文化信息，李学勤有《秦封泥与秦印》（《西北大学学报》1997年第1期）、《秦封泥与齐陶文中的“巷”字》（《陕西历史博物馆馆刊》第8辑）、《秦玉牍索隐》（《故宫博物院院刊》2000年第2期）等论文发表。关于秦封泥研究较新的论说，又有《秦封泥（官印）文字书法艺术集评》（《书法》2017年第10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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