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避讳是中国古代社会特有的现象，然而，关于辽朝初期是否存在避讳制度，学界仍存在较大分歧。本文根据历史文献，结合近年来新发现的石刻资料，对辽代避讳制度建立的时间、避讳的原则与方法及研究的价值等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不但揭示出辽太祖、世宗、穆宗、景宗及义宗、章肃皇帝的汉名均是辽圣宗在澶渊之盟后追加，而且发现由于国书、使节、牒檄往来，皇太后、皇后也一度起过汉名。出使宋朝方面的契丹官员，也多临时起过汉名，导致《辽史》在记录出使经过时经常与《续资治通鉴长编》中所载契丹官员名字产生冲突。通过对辽代避讳制度的研究可以复史之旧，订史之误，补史之阙，有助于解决辽史研究中的重要问题。

　　关 键 词：避讳学/偏讳/辽圣宗/韩德让

　　标题注释：吉林省科技厅项目“长白山边境地区族群变迁与自然环境响应关系研究”(201701010112JC)，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特别委托项目“高句丽五部与高句丽建国史研究”(16@ZH012)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姜维东，长春师范大学东北亚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辽史，东北史；郑丽娜，长春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

　　“避讳学”目前已经不再有其实际意义，但对历史研究而言仍具有积极作用，可以从细枝末节中考察出重大的历史线索。对于文献阙略尤甚的辽史研究而言，各种已经死亡的历史知识如“避讳学”、“堪舆学”、“文字学”等都是研究辽史的利器，需要引起研究者的格外关注。关于辽代避讳问题，南宋人已经不甚了解。①民国以来，辽史研究大兴，但在避讳学领域仍存在种种误解，至今尚未澄清。陈垣认为辽代其初无所谓避讳，并举《辽史·文学传》萧韩家奴在兴宗重熙二十三年所上疏中“天皇帝之考夷离堇的鲁”一语为证，②这种观点影响较大。③事实上，兴宗时期辽已有避讳之举，但仅避汉名，天皇帝耶律亿之父本无汉名，故萧韩家奴在奏疏中仍直呼其契丹名，非不知避讳也。王曾瑜则与陈垣正好相反，他把辽代避讳的范围扩大了，认为“当时官讳的范围颇广，不仅包括皇帝的御名、曾用名，还有皇帝的几代祖宗、皇太子，甚至某些皇后的名讳”。④关于辽代避讳制度实行于何时、避讳的原则与方法、辽太祖等皇帝在世时有无汉名等问题，学者皆未尝深论。兹以辽季金石文字结合传世文献讨论辽代避讳诸问题，以就教于方家学者。

　　一、辽代避讳制度的建立

　　辽、金文献中没有辽朝避讳情况的明确记录，但从圣宗以前的辽代金石文字可以看出，除了汉人传统居住区曾因习俗而自觉维护帝王名讳外，辽朝自己并没有主动建立并维护避讳制度。

　　辽代避讳制度正式实行是在辽圣宗时期。以1004年(宋真宗景德元年、辽圣宗统和二十二年)澶渊之盟为时间节点，在此之前，契丹政权的各项制度建设仍在进行中，尚无余力注意此等细枝末节。圣宗之前辽朝诸帝名讳依次为太祖讳亿、太宗讳光、世宗讳阮、穆宗讳明、景宗讳贤，在圣宗统和二十二年以前的金石文献中，我们发现“明”“贤”等字并不避讳，“光”字避讳亦不严格。例如，不避讳“光”的有应历十六年的《李崇菀为父彦超造陀罗尼经幢记》、⑤保宁二年的《刘承嗣墓志》、⑥保宁十年的《李内贞墓志》、⑦乾亨三年的《刘继文墓志》、⑧统和三年的《王瓒墓志》、⑨统和十八年的《李翊为考妣建陀罗尼经幢记》；⑩不避讳“明”的有应历二年的《感化寺智辛禅师塔记》、(11)应历九年的《驸马赠卫国王沙姑墓志》、(12)应历十五年的《重修范阳白带山云居寺碑》、(13)乾亨三年的《王裕墓志》、(14)统和九年的《韩瑜墓志》、(15)统和十八年的《李翊为考妣建陀罗尼经幢记》；(16)不避讳“贤”的有保宁二年的《刘承嗣墓志》、(17)乾亨三年的《张正嵩墓志》、(18)统和四年的《耶律延宁墓志》、(19)统和九年的《韩瑜墓志》(20)等等。“亿”“阮”由于并非常用字，在此期金石文献中尚未发现。

　　澶渊之盟后，辽与北宋建立了对等的“敌国”关系，建立并规范相关的外交仪礼也成为现实之需。“国君序昆仲，信使通往还……其周旋聘问之仪，揖让进退之节，较之各朝尤多创举，制度规程颇有可述”。(21)两朝既有庆吊之礼节，则赵宋极为重视的避讳制度，自然不能不引起辽朝的关注，在交往过程中，辽朝也建立了对等的国书、使节、檄牒避讳模式。(22)据《契丹国志》记载，辽圣宗对避讳之事极为重视，“后因御宴，有教坊都知格守乐名格子眼，转充色长，因取新谱宣读，帝欲更迁一官，见本名正犯真宗讳，因怒曰：‘汝充教坊首领，岂不知我兄皇讳字？’遂以笔抹其宣而止。燕京僧录亦犯真宗讳，敕更名圆融。寻下令国中应内外文武百僚、僧道、军人、百姓等犯真宗讳者，悉令改之”。(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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