稻作的起源与发展是长江下游史前考古中的重要问题，它与文化的兴亡盛衰密切相联。根据考古学文化的区域分布，长江下游由浙闽丘陵区、宁绍平原、太湖平原和江淮东部四部分构成，其生业经济的变迁可分为四个阶段。

　　生业经济变迁

　　第一阶段为距今11000—8400年，以上山文化为代表，狩猎、捕鱼和采集是生业的主体，同时含少量水稻栽培的成分，是长江下游农业的孕育和准备期。对上山和荷花山遗址出土的研磨石器表面植硅体与淀粉颗粒的分析发现，这些石制工具曾用来处理过稻、稗草、菱、小麦族、壳斗科坚果、薏苡等植食。湖西遗址浮选出土的植物遗存包括稻、芡实、夏枯草、野黍、狗尾草、马唐、飘拂草、蓼科、莎草科，其中稻属小穗基盘的形态特征已经表现出被人类栽培的特征。

　　第二阶段为距今8200—5300年，以跨湖桥、河姆渡、马家浜、龙虬庄、崧泽文化为代表，是长江下游农业经济的持续发展期，形成动物资源以狩猎、捕鱼、采集螺蚌为主，家养为辅，植物资源从以粗放管理为主，过渡到农作与湿地、园圃管理并行的经济模式。其中，以水稻种植、家畜饲养为代表的农业成分得到充分发展，水田稻耕技术逐步完善。

　　考古材料体现了这一时期稻作在作物形态、栽培技术、生产规模等多方面的多样化发展特征。在落粒性上，驯化型个体的比例从跨湖桥时期的40%上升到河姆渡时期的50%，表明了人类长期持续地对水稻性状进行选择和强化。从稻粒的长宽比来看，出土稻米的数值范围明显比野生稻群更广，而龙虬庄古稻形态更是接近了现代栽培稻的特征。马家浜、河姆渡、崧泽文化均揭露了稻田遗迹，对田螺山距今7000—6500年间古水田的产量估算为每公顷830公斤，总计6.3公顷水田可产出5000公斤。

　　第三阶段为距今5300—4300年，以良渚文化为代表，长江下游进入史前农业发展的巅峰时期，以水稻强化生产和家畜饲养为支撑的农业经济模式完全确立，果树栽培、湖塘管理等多样化的农业方式得到进一步开发。同时，随着社会分化的加剧，生业结构相应地表现出“政治中心主农业，偏远区域主狩猎”的地区差异。

　　这一阶段，稻作农业的强化程度以莫角山和茅山遗址为典型代表。莫角山以其超大的规模成为良渚文化遗址中最令人瞩目的中心遗址。东坡废弃堆积中出土了一个填满大量炭化稻米的灰坑，灰坑范围为600—700平方米，厚40厘米左右，推测可能是两次火灾导致。据测算，这两次火灾造成的稻谷损失达1万—1.5万公斤。在茅山遗址，良渚中期的稻田呈条块状分布，田块平面形状有长条形到不规则圆形等多种，面积大小也相当不均匀，自1—2平方米至30—40平方米不等。田块之间有生土埂，并有纵横交错分布的小河沟，部分有明显的排灌水口。

　　良渚晚期的稻田形态和稻作活动比中期更趋复杂。稻田由河道、河堤兼道路、灌溉水渠和田埂构成，南北走向的9条田埂和苕溪走向的2条灌溉水渠分隔出了长方形的田块，每块田块面积为1000—2000平方米。浮选植物种子和土壤微形态分析表明，伴随着稻田形态的变化，灌溉系统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反映出良渚晚期社会拥有较强的行政控制力、社会动员力和较为严密的劳动分工。

　　第四阶段为距今4300—2300年，以钱山漾、广富林、马桥、湖熟文化为代表，是长江下游新石器农业经济的衰落和重组期。随着良渚文化的式微，农耕和家畜饲养都有所萎缩，但此前发展成熟的农业技术并未被抛弃。此外，新的经济元素进入本区，商周时期旱地作物——粟的高频出现，意味着长江下游新石器时代水田稻作的一元农作模式被打破。

　　综上所述，水稻在今天的食谱中作为一种主食被固定下来，是人类经过漫长的选择和农作实践的结果。这一过程是有反复、有停滞甚至是多路径的，不是单向直线演进的，尤其是当考察尺度从区域缩小到一个考古学文化、一个流域乃至一个遗址，我们会发现其中包含着丰富的多样性，不应该期待找到一种简单而整齐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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