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一批新出墓志的刊布，安、史相继建立的燕政权成为唐史研究的新热点。学界对安史政权的论述更多仍是基于唐朝平叛的视角，而对其内部结构尚缺乏系统研究。事实上，在当前所见各类史料的基础上，我们已有可能对燕政权内部的政治演进做出初步勾勒，并据此分析其对战后河北藩镇格局所产生的塑造作用。

　　一、从“燕”到“后燕”：安史之乱的分水岭

　　长期以来，学界习惯于将安史叛军建立的政权称为“大燕”，这或许来自《安禄山事迹》中“遂伪即帝位，国曰大燕”的说法，以及部分出土墓志中的“大燕”字样。实际上，这里的“大”字只是加在国号前的一种修饰。鉴于十六国时期已有几个以“燕”为国号的区域性政权，我们不妨将安、史所建立者直接称为“燕政权”或“燕朝”。

　　燕政权依次经历了安氏父子与史氏父子的统治，共两姓四任君主。事实上，安史易代完全可以称为这场叛乱的分水岭。从目前所见文献来看，当时已有人将史思明所建政权称为“后燕”，以别于安禄山所建之“燕”。安氏父子的政权具有内部的延续性，安庆绪当于圣武二年十月底或十一月初改元天成。一个月后，史思明在幽州发动兵变，宣布归唐。乾元元年（758年）六月，史思明再次叛唐。乾元二年亦即天成三年（759年）三月，史思明在邺城南合河口军营发动政变，以弒父篡位罪名“召庆绪等杀之，并有其众”，次月于幽州改元顺天，完成了后燕政权的创建。如果用统治者姓氏加以区别，我们也可以分别称其为“安燕”和“史燕”。相较而言，安燕的统治区域更为广阔，但其对淄青、长安等地的统治并不稳固；史燕的辖区虽有明显缩小，但统治范围却日益明晰。

　　对于唐廷来说，安史之乱其实经历了两次平定，而史思明的复叛成为这一事件的分水岭。降而复叛，是时人对史思明的定位；而讨伐史燕，实为戡定安禄山之乱的“善后”事宜。总之，燕与后燕，或说安燕与史燕，两个政权之间的变革性都远大于延续性，两者更多地表现为差异而非相似。

　　至于安史并称，与唐朝中央和河北藩镇双方的政治话语不无关系。一方面，代宗朝以降的唐代官方史家采取了一种实用主义的历史观，将安禄山、史思明看作是相继为乱。另一方面，河北藩镇为了追溯其割据的合理性，刻意塑造出了安、史父子的“四圣”形象。在两种因素的作用下，唐后期社会中逐渐形成了安史一体为乱的观念。及至五代，文献中出现了明确的“安史之乱”的称谓。

　　二、幽州文士集团的覆亡

　　当我们从燕朝内部出发，注意到史燕革命所产生的分水岭作用时，会发现安史易代之际其内部士人群体受到重创，而真正的武将问题其实是由史思明带来的。有鉴于此，我们有必要对燕政权的文士和武将分别予以探讨，以便更为深入地观察河北藩镇格局在最初孕育时的种种蛛丝马迹。

　　安禄山发动的叛乱从一开始就具有两方面的特点,一方面，武力征战是其僭伪后的主要行动；另一方面，重要决策却出自身边幕僚。表面上胡人跋扈的安燕时期，其命门却恰在安氏父子身边的这群士人身上，我们可将这个群体称为“幽州文士集团”。按照《旧唐书》的说法，禄山“引张通儒、李庭坚、平冽、李史鱼、独孤问俗在幕下，高尚掌书记，刘骆谷留居西京为耳目”，这列出了幽州文士集团中最为核心的人员名单。安禄山的幕僚群体是一个在特定时间段形成的具有类似背景的文人政治集团。

　　幽州文士集团是安燕政权的实际决策层，这是理解唐朝第一次平叛以及安史易代的关键。这些文士早在叛乱前夕便已成为安禄山政治决策和统治意志实施的重要助推因素。唐廷正是抓住这个特点，从叛乱伊始便极力争取幽州文士集团。外部的诱导，加上这批文士自身的骑墙态度，使得这一集团内部分裂严重，内斗不断。及至唐军光复两京时，严庄、李史鱼、独孤问俗、张休、张万顷等选择了归唐，张通儒、高尚、李庭望、平冽则追随安庆绪至邺城，大致反映出幽州文士集团的党派分歧。

　　至德二载复两京后唐廷对于投敌官员和安史降将两类人群处置政策的差异，即严惩“贰臣”以申忠义，宽恕降将以招余党，为我们认识唐朝当时的政治意图提供了独特的视角。事实上，唐廷在平叛中采取了一种实用主义，尤其是对幽州文士集团的“宽恕”具有明显的功利性和条件性，目的在于最大限度地促成安燕政权的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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