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到2019年之间,辽金史研究领域学术思想活跃,前沿与热点问题讨论异彩纷呈,基础研究与特色研究稳步开展,辽金史研究越来越受到中国史学界的重视。四年间各类成果迭出,初步统计出版学术专著50多部,古籍校注与整理10多部,大型通史和专史中的宋辽夏金卷、辽金元卷亦有10多部,学者个人文集2部,年鉴、目录类与通俗类图书20多部,在期刊和各种论文集中发表的论文近2000篇。受篇幅所限,只能择部分成果加以评介,挂一漏万在所难免,还望学界同仁海涵(编者按:本文作者“程尼娜”即“程妮娜”,作者以“程妮娜”为名发表的文章,本文统一用“程尼娜”)。　

　　一、正统观、中国观与中国性

　　辽金王朝的正统观、中国观与中国性问题,是辽金史学界一直孜孜以求推进研究的问题,近年的研究成果既有理论层面的探索,也有具体问题的讨论,还有对以往观点的反思和辨析。赵永春近年来一直关注这一领域,连续发表多篇文章,在《“中国不是一个国家”论辩》(《社会科学辑刊》2017年第3期)一文中认为,宋辽金都自我认同为“中国”,中国古代各个国家政权的名称虽然多而异,但都用“中国”国家的统称连接起来,才使“中国”国家历代相承、连绵不断地延续下来,古代的“中国”,不仅是一个文明、一个文化共同体,也是一个国家;在《继承性中国:从后人看“中国”中认识“中国”》(《社会科学辑刊》2018年第6期)一文中认为,后人承认辽、金、元历史是中国历史的组成部分,也是依据辽、金、元自称“中国”的“历史本来面目”,以及辽、金、元均为后来“中国”所继承的“继承性中国”原则而上溯历史得出来的结论。王善军《10—13世纪中国日常生活中的中华一体意识》(《光明日报》2018年4月23日)认为,10—13世纪中国境内各民族的交往与融合,在日常生活中表现为各民族相处时自认为“一家”的意识,这种认同观念在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不可替代的作用。钟焓《北族王朝没有中国意识吗——以非汉文史料为中心的考察》(《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18年第2期)讨论了蒙古国一处女真文摩崖石刻中“中央金国”与汉文中“大金”的对应关系,认为汉文对译语相当于中国之义的“中原”,反映了“中国意识”在北族王朝政权的国家观念中的传播。狄宝心《仕金辽士诗之夏夷君国理念及人生志趣》(《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19年第5期)分析了金初燕云归顺金朝的辽士所持的中国观,认为他们超越了以中原模式为衡量标准的贵夏贱夷藩篱,认可汉制国制并行、夏夷文化兼容的多族一体,这种不辨夏夷、多族一体的中国观,顺应了北族入主中原、同华不同汉的历史大势。安北江《地缘政治与王朝秩序:8—13世纪“天下中国观”与“国家认同”演绎》(《河北师范大学学报》2019年第4期)认为,辽宋金各朝打造正统中国的措施,是中国古代“天下中国观”多元化的表现,这也是中国多元一体理念的一次尝试,为元代“中华一体”理念奠定了基础。　

　　关于辽、金王朝的“中国性”与“正统性”,从古到今围绕“华夷之辨”一直存在着争议。江湄《从出使辽金行记看宋人“华夷之辨”》(《文汇报》2017年4月14日)认为,在辽、金士人眼中,宋朝是“南朝”,辽、金是有着与宋朝争正统之资格的“北朝”,不赞同葛兆光在《宅兹中国——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中华书局,2011年)中所论,宋代具有近代国族主义色彩的“华夷之辨”及其“中国”意识,是“中国”认同意识的历史源头和基础的看法,认为宋代以“华夷之辨”为标准的“中国”意识并非历史上“中国”意识的主流,更不是现代“中国”认同的基础。程尼娜《从自称“中国”到纳入“正统”:中国正史中的〈金史〉》(《南国学术》2019年第4期)认为,金、元“正统观”一脉相承,蒙元历朝修《金史》皆为传统的纪传体正史,《金史》被纳入中国正史,标志着女真人建立的金朝被纳入中国正统王朝的体系。明清以来古今学者几乎众口一词,认为“正统之议未决”是辽、宋、金三史直到元末才修成的原因,是一个误解。

　　二、内亚传统、内亚性

　　近年来区域性历史研究越来越热,与北族政权、王朝相关的内亚传统、内亚性、内亚视角成为辽金史研究中具有较大争议的学术热点。作为积极推进“中亚视角”研究的学者,钟焓(郑诗亮《钟焓谈辽史与内亚史研究》,《上海书评》2016年5月10日)认为,提倡内亚史的研究,有助于打破中国史与世界史彼此隔阂、缺少交流的封闭局面,内亚史和中国史之间自始至终都存在着大幅度的重合部分,研究内亚史的出发点是为了更好地透视中国史的发展走向,亟须一种能够将内亚史与中国史合二为一的历史观,尝试将内亚史打造成沟通中国史与世界史的一座桥梁。孙昊《从“内陆欧亚”到“东部欧亚”:区域视域与契丹—辽史研究》(魏志江主编《欧亚区域史研究与丝绸之路》,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认为,从内亚史视野审视辽史不是简单寻求契丹与“内亚”民族政治、社会、文化现象的共同之处,亦非将辽史置于“内亚性”的解释框架之内,而是要注重探讨游牧—渔猎综合体作为一种社会元素,在辽朝社会体制的建构与维系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辽朝是古代中国向内陆欧亚地域扩展历史影响的主要中介者之一。

上一篇：2019年宋史研究述评

下一篇：甲骨文考释的四个维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