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的宋史研究取得丰硕成果。粗略统计，新出版专著、论文集、文献整理近100种，论文1000余篇，数量较往年有所增加。近年来宋史学界对议题与范式的反思，促进2019年的宋史研究在某些方面取得重要突破，形成若干聚焦性议题，包括士大夫政治论的突破、文本与书写视角的引入、史料的拓展、数据库的开发等。在择要介绍政治、制度、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重要论著之前，首先粗略扫描相关的热点议题。 　  

　　一、聚焦的议题 　  

　　（一）士大夫政治论的突破。2019年，包伟民、戴建国主编的《开拓与创新：宋史学术前沿论坛文集》由中西书局出版。这部论文集是2017年上海师范大学举办的宋史学术研讨会发表的结集，其中包括与会学者对宋史研究的深刻反思，如包伟民在会议总结（文集序言）中提到的李华瑞对“唐宋变革说”的质疑，如何开展“大宋史”研究，宋史数字人文研究的困惑，宋史研究议题与史料的拓展等问题。饶佳荣对这次研讨会的报道也收入论文集，并关注到宋史研究从“积贫积弱”论到“宋粉”成群的问题。除对宋代经济、文化成就的片面描述之外，由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推向极端的宋代“士大夫政治”论，也是“宋粉”问题的重要根源。有经验的史学工作者容易发现，余英时对宋代政治文化与南宋政治史的描述过于笼统，研究范式受到意识形态的严重影响，与宋朝政治发展的实际境况明显脱节。宋史学界一直期待更加客观、更具洞察力的政治史作品，以纠正极端“士大夫政治论”造成的理解误区。 

　　2019年两位青年学者的研究对此有所推进。首先是李超的《南宋宁宗朝前朝政治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余英时认为孝宗淳熙以后朝中的士大夫逐渐分化形成两大政治集团——道学型士大夫集团与官僚集团。针对这种“政治集团式”分析模式，李超指出这“一定程度上就是受到道学叙事直接影响的结果”，但理学叙事出自理学获得独尊地位之后，其可信度非常值得怀疑。以此为切入点，李超重新梳理光宗至宁宗朝前期政治史脉络：贯穿于宁宗前期十四年政治发展的主要矛盾，先是围绕在宁宗周围的一批政治势力与赵汝愚为代表的革新势力的对抗，然后是分别以杨皇后、韩侘胄两人为中心的政治势力间的对立。开禧北伐的发动，不是出于对恢复理想的追求，而是韩侘胄巩固权位的被动之举，杨皇后、史弥远等人联合发动政变推翻韩侘胄，是韩、杨矛盾难以调和的结果，属于权力斗争，与主和、主战基本无涉。 

　　李超进一步指出，依赖皇权进行政治变革，是赵汝愚发动绍熙政变的动机之一；官僚集团未必一贯反道学，庆元党禁大部分时期与反道学势力互动的是主张调停的官员，韩侘胄的权势未必依附于皇权，等等。李超的研究较好地摆脱理学叙事对宋代政治史研究的束缚，杨光对范仲淹景祐三年被贬事件的研究异曲同工，指出主流历史叙述多将该事件视为范仲淹与吕夷简的矛盾集中爆发的结果，而仁宗对范仲淹的猜忌则被长期忽视（《政治过程与历史书写——景祐三年范仲淹被贬事件发微》，《北京社会科学》第12期）。 

　　（二）文本与书写视角的运用。文本与书写研究视角在中古史研究中的运用十分广泛，也成为2019年宋史研究的鲜明特色。包伟民近年来对宋代城市与乡村制度的再研究，有意识地引入文本与书写的视角。除之前《说“坊”》一文在副标题中点明“地方志书的‘书写’”问题之外，他最近发表的《陆游的“乡村世界”》（《武汉大学学报》，2020年第1期，2019年12月网络出版），更以诗歌文本讨论南宋浙东农村的居处、生计、市场、角色等内容，认为在聚落、麦作、乡市、饮食等方面,陆游的诗作提供了前人未曾注意的历史文化背景和乡村生活细节。 

　　文本与书写的视角是推动政治史研究的重要动力。杨光对范仲淹被贬事件的研究以“政治过程与历史书写”为主标题。李超有关宁宗朝前期政治史的研究特别总结“史料批判式研究”的方法，指出现在所见有关庆元党禁与韩侘胄北伐的记载，是南宋后期道学家及史弥远集团有意建构的产物；力主调停的政治势力及其调和思想，是宁宗朝前期政治史的重要内容，却在现存宋代史书的主流叙事中隐没不见；李心传记载的学党名单被一步步误解为由朝廷正式颁布的所谓“伪学逆党籍”，“虽然是无意造成的结果，却反映了南宋士人看待党争的固定认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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