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所讨论的“政权建设”，并非一般意义上的政权创设与巩固，而是指近年来学界用于分析20世纪中国基层政权和乡村政治变迁的解释性概念——“国家政权建设”。源于西欧经验的国家政权建设，强调的是在结束中世纪权威多元化的领主制、建设现代民族国家过程中权力的集中与制衡。但近代中国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是驱逐外来势力、实现富国强兵，而非结束地方权威的权力; 这就决定了近代中国国家政权建设中最重要的任务是如何动员组织农民，强化国家/政党的权威和支配能力，建设独立富强的新中国。同时随着反法西斯联盟的建立，中国开始走向世界舞台，现代国家建设的任务再次凸显，因而建立新的治理规则，构建新型国家－社会关系，实现从王朝国家向现代国家的转型，也是抗日根据地政权建设中的应有之义。

　　在全面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通过一系列政治经济变革，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民族主义动员，从根本上保障了抗战的胜利，同时以全新的制度建设，建立起民主、共治为基础的新型治理体系，重塑了政党/政府与社会的关系。这些成就特别是其中的社会动员与整合、建政施政和制度建设，在20世纪后半期一直是学界关注的重点。但进入21世纪后，抗日根据地建政历程、政权形态、制度建设方面的成果日渐稀少，大有淡出学界视野之势; 亦即与社会动员研究的不断深入相比，这些领域似乎遇到了难以突破的瓶颈。由此我们不禁要问: 抗日根据地政权建设中的不同问题域，为什么会出现冰火两重天的局面? 这对中共革命史、中国近现代史乃至中华民国史的研究有什么样的借鉴意义? 要回答此问题，需要对抗日根据地政权建设方面的学术成果做一次全面的梳理。

　　一、抗日根据地的社会动员

　　在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力量为什么能迅速发展壮大，中共为何能将贫穷落后的农村建设为民族复兴的战略基地，进而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全面胜利，这是海内外学者长期关注的重要议题。尽管学界的解释不一，但都认同农民支持和参与的重要性。正如美国学者马克·赛尔登所说:“共产主义运动以及中共所建立的制度能够顺利实施，是因为得到了广大农民的广泛参与和支持。”同时由于20世纪初以来中国的国家政权建设“侵蚀了地方社会的原有组织关系，农民进一步分散，统治秩序更加弱化”，抗日根据地政权的创建因而“以组织农民、建立它同新权威的关系开始”。易言之，对农民的组织动员，成为抗日根据地政权建设的逻辑起点和重要内容。

　　对抗日根据地社会动员的研究，海外学者包括抗战时期进入根据地的西方记者和观察家发挥了引领作用。他们的主要贡献是对抗日根据地社会动员的性质，即中共为什么能将农民动员起来，提供了多种解释模式，并在这个过程中开始了从宏观叙事的“大理论”到微观实证的“地方研究”的范式转换。这些解释模式大致可分为以下三类。

　　一是“社会经济变革”论。1936年进入延安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以其对陕甘宁边区的现场观察率先提出此论点: 中国共产党的社会经济纲领契合了那些因赤贫将土地、粮食和生存放在首位的农民之需要，这是二者“建立起密切关系的关键”。1944年美国外交官谢伟思访问延安后得出相同的结论: 中共的社会经济纲领具有照顾大多数人利益的民主性，所以农民愿意为捍卫根据地政权赋予他们的尊严和权利而战。后来，美国学者马克·赛尔登将中共通过社会经济变革给根据地乡村注入新的活力，进而将农民广泛动员起来抵抗日本侵略的这场“静悄悄的革命”，称为“延安道路”，也一度成为主流解释模式。

　　二是“民族主义感召”说。曾在燕京大学任教的美国人乔治·泰勒率先提出此论点。1940年，他从对华北游击队的观察中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共与农民关系的关键是战争引起的民族主义而不是中共的社会经济纲领。”1962年，美国学者詹姆斯·约翰逊在《农民民族主义和共产党政权》一书中系统阐述了这一论点: 中国共产党得到农民广泛的支持和拥护，主要得益于抗战时期的 “农民民族主义”，即日本的侵略、奴役和迫害使中国战前的精英式民族主义转化为群众式民族主义，与其共产主义目标和战时社会经济变革基本无关。约翰逊的研究公开后，遭到学界的普遍质疑。马克·赛尔登认为，如果说“农民民族主义”是中共革命胜利的决定性因素的话，那么在日本侵略所造成的“战时无政府状态”中，为什么受益的是共产党而不是国民党?根据英德等国的经验，处于统治地位且得到国际承认的国民党理应从战时民族主义中获益更多，而中共却没有这种优势，所以约翰逊无法解释为什么共产党更成功地在后方建立起根据地。美国史学家范力沛进一步指出: 由中日战争所激发的民族主义，只是在根据地社会动员中发挥了“某种作用”，并不是决定性因素。事实上，日军的暴行不仅没有激起民众的民族意识，反而使民众因受到恐吓而变得冷漠，并因此削弱了对共产党的支持。应当说范力沛的判断更接近历史的真实，否则我们就无法理解这样一种现象:在日军暴行日常化的沦陷区，为何民众的民族意识反而更为淡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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