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潘 洵，系国家社科基金抗日战争研究专项“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献资料整理与研究”负责人、西南大学中国抗战大后方研究中心教授。　　

“抗战大后方”是与根据地、沦陷区相对应的战时中国的三大政治版图之一，是抗战时期中国各派政治势力和社会各界普遍使用的概念，也是中国共产党话语体系中的重要术语。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政治报告中，首次明确提出中共的“抗战大后方”概念，强调大后方是云、贵、川等地。1939年3月，周恩来在分析全国形势时，表示“西北、西南可以成为我们的大后方”。1944年12月8日，董必武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上作《大后方的一般概况》的报告。特别是在抗战中后期，中共中央大量文献使用“大后方”概念。1945年4月，在延安召开的中共七大上，还设置了专门的“大后方代表团”，包括周恩来、叶剑英、邓颖超、博古、吴玉章等南方局领导人和大后方各省负责人，正式代表58人，候补代表26人。

　　抗战大后方研究是中国抗日战争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十年来，抗战大后方的研究受到中外学术界的关注，成为抗日战争史研究的一个新热点。特别是以西南大学中国抗战大后方研究中心为代表的一批学者，持续推进抗战大后方历史研究，取得了一系列重要学术进展。

　　深化了对抗战大后方的新认识。首先，厘定了“抗战大后方”概念的内涵及外延。长期以来，对抗战大后方概念的内涵、外延并未形成共识，学界很少将抗战大后方作为一个特定的研究对象进行探讨。抗战大后方是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和后方民众支持和支援前线对日作战的后方战略基地，有着特定的战略价值。其次，形塑了中共的大后方话语体系，充分彰显了共产党在大后方的作用。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在大后方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努力维系国共合作，争取中间势力，为抗战胜利奠定政治基础；贯彻统一战线经济政策，团结工商界，为抗战胜利壮大进步力量；实践持久战军事战略，联络协调两个战场，为赢得对日作战胜利尽心竭力；推动和领导大后方文化繁荣发展，保存民族文化精英，为抗战胜利凝聚万众一心的精神力量；开展民间外交，推动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营造有利中国抗战胜利的国际环境。最后，深化了对抗战大后方战略地位及作用的认识。突破了“抗战大后方是国民党或国民政府的大后方”的认识误区，客观地分析和评价其地位及作用。大后方不仅是中国正面战场的指挥枢纽和战略保障基地，而且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前沿阵地，战时中国与世界的联结点，中国参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指令的发出地，战后代表同盟国接受日本投降命令的下达地，台湾光复的决策地和收复台湾的中国使团组建地与出发地，中国参加联合国制宪会议的代表团的组建地和出发地，以及战时废除中国与英国等西方国家不平等条约及签订新约的签订地。

　　形成了抗战大后方研究的新格局。第一，近十年来，得力于重庆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研究与建设工程的推动，抗战大后方研究走向活跃，由传统的侧重于地方史或区域史的研究发展成为国际国内学术界关注的热点话题，成为抗战史研究的重要板块。第二，构建了西南西北大后方研究的学术联盟。2016年以来，西南大学中国抗战大后方研究中心发起成立“中国抗战大后方研究高端论坛”，每年召开一次学术论坛，在推动西南、西北乃至全国的抗战大后方研究、打造西部高校抗战研究学术联盟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第三，该研究并非局限于西南、西北地区，而是逐渐与根据地研究、沦陷区研究形成有效互动。第四，形成中日战争国际共同研究机制。在重庆先后举办了两届中日战争国际共同研究会议。

　　取得了抗战大后方研究的新成果。出版100余卷的《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丛书》，入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并在日本翻译出版产生积极影响的《抗日战争时期重庆大轰炸研究》；出版涉及众多领域的《中国共产党抗战大后方历史》《抗战大后方金融研究》《抗战大后方工业研究》《抗战时期西南大后方城市发展变迁研究》等学术著作，以及《中共中央南方局历史文献选编》《中国共产党关于抗战大后方工作文献选编》《抗战大后方工业资料丛刊》等档案文献资料。

　　抗战大后方研究在不断取得新进展的同时，也呈现一些新的发展趋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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