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1940年春皖东摩擦前，中共中央对新四军的抗战战略先后做出过几次重大调整。从最初改编时提出的“保存南方革命运动的战略支点”，到开赴前线后强调的“独立自主的敌后抗日游击战”，再到六中全会后定位为“发展江南（浙、皖南、苏南）闽粤赣游击战争之‘产婆’”，基本还是立足江南、辐射东南的框架。江北指挥部获准设立后，中央顺势提出以指挥部作为“华中武装力量之中心”推动“发展华中”战略，并要求皖南、苏南抽调骨干北上，便已是整体战略格局的大逆转。后经多方协商讨论，中央为新四军确定了“巩固江南、发展江北、向东行动”的战略方针。虽重视江北的特殊机遇，但三个方面基本上还是无分轩轾，直到皖东摩擦前，中央重划各大区抗战任务，大致为新四军确立了江北、江南多线并重的敌后抗战战略。

　　关键词：皖东摩擦 新四军 项英 抗战

    作者简介：李雷波，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政治学院副教授

　　1941年1月15日，新四军在皖南的战斗甫一结束，中共中央就向全党高级干部发布了关于项、袁问题的决定，指出：“还在抗战开始，项英同志即与中央存在着有关政治原则与军事原则的分歧。……三年（1938—1941）以来，项英、袁国平对于中央的指示，一贯的阳奉阴违，一切迁就国民党，反对向北发展与向敌后发展，反对扩大新四军，反对建立抗日根据地，坚持其自己的机会主义路线。其所领导的党政军内部情况，很少向中央作报告，完全自成风气。对于中央的不尊重，三年中已发展到极不正常的程度。”当时距皖南大规模战斗结束仅隔一天，各方对事变的来龙去脉等许多情况还来不及搞清楚。中央匆忙作此决议，主要针对项英等人在新四军发展战略上的所谓“机会主义路线”。但对于这一“路线”是在何种情形下形成和发展的，并未提供清晰的线索。稍后中央军委虽曾发文提及中央与项英之间的争论片段，但多为引述己方论说，项英方面情况涉及较少。

　　学界对此也做过不少工作，厘清了一些认知误区。但因受皖南事变后形成的“路线”叙事影响，多数讨论集中于事变前一年双方的战略分歧，资料解读上也不免带有先入为主之见。因而，对1938—1941年中央与项英之间多轮互动的史实仍缺乏基本的梳理。本文试以“沟通与讨论”的视角，重建1940年春皖东摩擦前中央与项英在时势推移中针对不同战略性议题往复讨论的动态历史进程，为理解新四军抗战战略的形成、演变及双方互动关系提供一个史实基础。

　　一、最初的议题：保存南方革命运动的战略支点

　　卢沟桥事变后，中央向国民政府提出了保证，承诺“取消红军名义及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以下简称“国军”——引者注）”，奠定了全民族团结抗战的基础。自此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的改编问题被提上日程。1937年8月1日，中央发布关于南方红军游击区的工作指示，强调在集中改编工作中，要注意“保存与扩大革命的支持点”，“严防对方瓦解与消灭与消灭我们的阴谋诡计与包围袭击”。恰在此时，南方传来了何鸣部被缴械的消息。

　　7月，闽粤边负责人何鸣与国军一五七师达成改编协议，但在何将部队带往漳浦集中时，国军却以点验为名将何部缴械，是为“何鸣事件”。8月4日，毛泽东急电叶剑英等，指出缴械事件“是极严重的教训”，“各部都应引为深戒”。9月初，湘鄂赣边代表在武汉谈判时，“承认武汉行营派军需主任、副官主任等许多人到部队中去及其它许多不利条件”，更加引起中央的警惕。

　　9月14日，中央致电周恩来等，强调在谈判中必须坚持“国民党不得插进一个人来”，“驻地依靠有险可守之山地，严防暗袭及破坏，不要求驻大地方”等原则。毛泽东则电告林伯渠，鄂豫皖的“部队不要集中，依原有区域分驻”，“时时警戒，不要上国民党的当”。在此形势下，项英关于南方各游击队迅速集中的言论引起了中央的注意。

　　9月27日，项英在国民党江西省党部讲演中讲道：“（南方）同人遵照共产党宣言，以江西为中心的各个边区已正式宣布取消游击战争，放弃过去各种活动，并愿将各部武装改编为国家的抗日武装，统辖于政府指挥之下，担任前线杀敌之职责。目前正在各地集中改编。”随后，项又以中央分局名义发表告南方游击队公开信，谓：“余遵照最近党中央的宣言已正式宣布停止游击战争，放弃过去一切活动，把全部游击队改编为抗日救国的武装，统一于国民政府之下，效命杀敌。各地接信后，立即听候点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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