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年代的乡村危机，学界已从多个角度探讨并提出了多种解释。这些解释对于我们认识和理解近代中国乡村历史演变（乃至于对整个中国近现代社会发展）都不无启示。但是，随着历史认识的深化，尤其是新的史料或史实的不断出现，既有的认知亦面临着进一步的学术追问。在对“宏大叙事”深刻反省和另辟新路的追求中，个案研究和精细化叙事的选择成为一时之盛。基于此，晋省乡绅刘大鹏的《退想斋日记》成为学界高度关注并借以透析乡村社会生活情状的重要史料。但是，无论是注目于《退想斋日记》（以下称《日记》）本身的解读还是聚焦于乡村历史的透析，对于《日记》中相关的“非农化”经营趋向与乡村危机的记述却未予关注。而这一问题，笔者认为却是值得深入探讨和解析的重要学术论题。　　　

　　一、民困不堪言

　　“民国成立以来，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教育各方面，都变了一团糟糕。一般忧国之士，莫不举首蹙额的喊着：‘中国的危机到了!’……中国的危机，决不是因为民族的精神不振，也不是因为国民缺乏礼仪廉耻种种的美德，而是因为农村经济的基础，已逐渐动摇，且有濒于破产的趋势。历史上的政治革命，都含有多少社会背景，而且可以说，大多数是以农村经济破产为背景。”在这一“农村总崩溃”大势中，《日记》具体而精微地描述了自己居处的乡村情状：其一，进入20世纪30年代以后，乡人家皆坐困，“物价腾贵已极绝点”，“人民之生活程度日益高昂，而世局之危险日益甚，民何不幸而值此时耶”的危机持续发作，一直到1933年之际竟至于“民穷财尽达于极点，农业不振，生路将绝”。其二，“非农”经营者，即造作草纸的家户在这一危机中的景况更为突出。“里人之生活全赖造作草纸，今冬金融紧急，以致草纸销路不畅，价渐减低，不足工本之资，每日工作难供生活之费，抑亦苦矣。”其三，作为“农村总崩溃”的危机造成了普遍性贫穷，“农家破产”趋势愈演愈烈。“‘农家破产’四个字是现在之新名词，谓农家颓败不得守其产也。当此之时，民穷财尽达于极点，农业不振，生路将绝，即欲破产而无人购产，农困可谓甚矣。”

　　《日记》重点记述“造作草纸”农户生活的困境，但生存危机显然并不仅仅及于此，“今秋农皆受困，而造纸亦困”。作为乡绅的刘大鹏自家生活也不免竭蹶艰难，“家已贫穷，将有绝粮之患，欲购无钱，欲赊无处，市面概不周行，邻里亦皆窘困，世局业已动摇，摊派层出不穷，官吏佥不恤民，人民均没生路”。一直到秋间收获之季，他家仍然生活难以为继，“家中穷困无钱完粮，安仁都之甲户头今日到门来催。上年之粮未完，又催今年之粮”。刘家尚且如此，普通民户可想而知。

　　刘大鹏的生活和交往圈不大，基本上局隅于太原周边及晋中一带，所能体察和感知到的乡村危机情状自然有限，可谓是乡村危机的“晋中征象”。但其《日记》所记的点滴情景却真切而鲜活，由此呈现的乡村危机的地域特征当然也很独特。

　　一是危机持续发展，而且与政局动荡、村政败坏诸因素相互叠加，加重着乡村民众的生存危机。“粮价大涨，民食维艰，大现民穷财尽之气象。市面周行全是纸币，并不见一现钱。商家坐困，生意艰难。”促成村民生存危机的原因甚多，在刘大鹏看来地方政治不良当为主要因素：“吾邑县长屠孝鸿莅任四月有半，无一善政以及于民，吾邑秋获半成者多，三、二厘者亦不少，幸未大歉。然民穷财尽之象竟现眼前，商市一切周行，全赖纸币，而商家所出之纸币禁止周行。”“官夺民利，古人所禁。今者民间之利竟为官厅所夺，民于是益穷，财于是益尽”。这种官商共谋掠夺小民生存之利的恶政，《日记》中所记甚多。

　　此外，由官商勾结而形成的金融风潮（银贵币贱），是加重村民生存危机的又一致因。“不见一元大洋，仅凭纸币以交易，一旦起风潮，纸币失信用，则为害非浅矣。此为眼前之一大患，人人皆能虑及也。百物腾贵异常，人民生活程度困难，端由于无一现洋，尽行纸币之故耳。”所谓“银钱紧急，市面大形湿滞，粮价因之又涨，穷困小民俨有不能卒此寒岁之虞，故刧路之案，明火之案，数见不鲜，岌岌不可终日”。除此官商勾结之要因外，“烟毒盛行”也为因素之一。“则有泡泡、料料等毒，盛行于斯时，无论男女老少者莫不嗜好，而沾染其毒者十分之三四矣。此为人民之大害，抑也为人民之刧数也。”数因相结，多害相连，遂成此危机之局：“吾邑之害纷如，非但官吏肆虐，扰民不安，抑且有媚官殃民之绅士，借公营私之乡长，加之地痞、流氓，借仗官势，扰累闾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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