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傅斯年、范文澜、金毓黻都是出身于北京大学国文门的著名史学家，都曾师从黄侃，得到黄侃的赞赏。但他们从北大毕业后，与黄侃关系亲疏不一。金毓黻与黄侃关系最笃，范文澜次之，傅斯年最淡。傅斯年、范文澜都有明确的政治立场，代表了史学发展之两翼，且在各自的学术机关居于领导地位。金毓黻与他们二人均有交往，对其学术亦有自己的评论，治学能谨守绳尺，本师说以为学，依违于二人之间。但国学功底深厚，重视民族气节以及对民族文化抱有深厚的情感，是他们立身行事以及学术著述的共同特点，反映了早年共同的师承对其学术的深层影响。

　　关键词：黄侃；傅斯年；范文澜；金毓黻；史料派；史观派；民族文化

   作者简介：周文玖，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教授。　

　　傅斯年、范文澜、金毓黻在近现代学术史上都是有重要贡献及影响的学者。他们的学术面貌，对说明近现代史学发展的异彩纷呈，具有典型意义。他们三人都出身北京大学国文门，都曾是章太炎大弟子黄侃的高足，早年有大致相类的学术根基，然离开北京大学后却走了不同的学术路径。傅斯年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创立者和终身所长，强调发现新史料、整理史料对史学的根本意义。范文澜是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抗日战争时期，是延安中央研究院副院长兼历史研究室主任，强调唯物史观对历史研究的价值。金毓黻在中央大学史学系任教授多年，并一度出任史学系主任，与原南京高师、东南大学的学者能够相互尊重、异中求同。他们三人都在母校北京大学任教过，傅斯年还担任过北京大学代校长。傅、范、金三人的学术风采，恰代表了三种学术趋向，从他们的师承以及彼此的交往中论析其学术人生，不仅有益于深化和丰富对这三位学者的研究，而且对从比较的视角认识20世纪中国史学的发展图景，亦有重要意义。

　　一、曾同为“黄门侍郎”

　　黄侃在北京大学任教时，慕其名，从其学者甚多。当时就有人把与黄侃亲近、受黄侃赏识的学子称作“黄门侍郎”。傅斯年、范文澜、金毓黻都被列为“黄门侍郎”。他们均是1913年入北京大学，不过傅斯年、范文澜上的是预科，金毓黻读的是本科。在北京大学期间，他们彼此熟悉，应是有所交往的。傅斯年与范文澜是同级的预科同学，互相知晓自不待言，他们与同年进入北大的金毓黻虽非同级，然由于当时学生数量较少，预科、本科同学都认识亦是可以推想得到的。这一点，从后来出版的金毓黻《静晤室日记》基本能够得到证实。论在北京大学学习的时间，傅斯年学习六年，时间最长：他1913年至1916年读预科，1916年至1919年读本科。范文澜次之，学习四年：他1913至1914年读预科，1914年至1917年读本科。金毓黻最短，学习三年：即1913年至1916年读本科。论年龄，金最长，出生于1887年；范次之，出生于1893年；傅最小，出生于1896年。黄侃任教于北京大学国文门(后改中国文学系)的时间是1914年秋至1919年秋，所授课程有《文心雕龙》、中国文学史、词章学、文字学等。三人均亲炙过黄侃学术，且因文史功底深厚和学术成绩优异，为黄侃所垂青和喜爱。

　　黄侃1907年在日本留学时与章太炎相识，执贽拜太炎为师，其学问和天赋得到章太炎的欣赏。在章太炎的众多弟子中，黄侃不是年纪最长的，却是最为太炎所称赞的。章太炎《自定年谱》提到的有成就之弟子，第一个就是黄侃，其宣统二年条云：“弟子成就者蕲黄侃季刚，归安钱夏季中，海盐朱希祖逖先。季刚、季中，皆明小学，季刚尤善音韵文辞”。章氏晚年曾借太平天国封号戏言学有所成的弟子，黄侃被封为天王。1913年后，太炎弟子陆续进入北大，其地位逐步取代严复时代的旧学者。黄侃1914年到北大任教也是缘于最先进入北大的太炎弟子的推荐。但在北大的太炎弟子，也不是铁板一块。沈尹默说，“太炎先生的门下可分三派。一派是守旧派，代表人是嫡传弟子黄侃，这一派的特点是：凡旧皆以为然。第二派是开新派，代表人物是钱玄同、沈兼士，玄同自称疑古玄同，其意可知。第三派姑名之曰中间派，以马裕藻为代表，对其他二派依违两可，皆以为然。虽然如此，但太炎先生门下大批涌进北大以后，对严复手下的旧人则采取一致立场，认为那些老朽应当让位，大学堂的阵地应当由我们来占领。我当时也是如此想的。”黄侃在北大，虽然代表比较守旧的一派，但影响似乎还很大。冯友兰说：“当时北大中国文学系，有一位很叫座的名教授，叫黄侃。他上课的时候，听讲的人最多，我也常去听讲。他在课堂上讲《文选》和《文心雕龙》，这些书我从前连名字也不知道。黄侃善于念诗念文章，他讲完一篇文章或一首诗，就高声念一遍，听起来抑扬顿挫，很好听。他念的时候，下边的听众都高声跟着念，当时称为‘黄调’。在当时宿舍中，到晚上各处都可以听到‘黄调’。”关于“黄调”，也有人称作“黄腔”。据刘赜回忆，黄侃“喜入酒家饮啖，醉则吟讽篇章，以次命和。其读悉准《广韵》，不差厘黍。门人咸效其声，闻者谓之黄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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