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七七事变后，荷兰对华虽持同情态度，但其外交步调与国联保持一致，对日仍保持贸易关系。为了荷属东印殖民地的安全，荷兰政府甚至不愿跟随英美一起对日发起抗议照会，在对日外交上小心谨慎。布鲁塞尔会议后，在对华贷款以及对日石油禁运方面，荷兰并不积极。荷兰沦陷之后，女王及政府机构迁往伦敦，中荷外交关系经历了一段特殊的时期。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英美等盟国决定废除在华领事裁判权，荷兰亦响应此潮流，同意废除在华旧有不平等条约，但由于双方谈判时对出入境条款以及领事权利的分歧，中荷新约一直延宕到1945年5月方得以订立。

　　关键词：中荷关系 抗日战争 中荷新约

作者简介：侯中军：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战时中国与荷兰的关系是一个很少受到研究者关注的课题，虽然学界知道荷兰是战时盟国，但究竟战时中荷关系是一种什么状况，并未为学界所知。荷兰是反法西斯同盟中的重要一员，在抗战学界有ABCD国家抗日的提法，这里的A系指美国，B指英国，C指中国，D即指荷兰，该种提法系由日本于1941年8月提出。荷兰是国联国际法院所在地，在全面抗战前期中国争取国际舆论方面，荷兰具有独特的地位。战时中荷关系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代表了一大批中小国家战时对华外交的特征。本文依据金问泗文件，对战时中荷关系进行线索性梳理，以图展现战时中荷关系的大概。

　　一、全面抗战爆发后的中荷关系

　　在七七事变前，为出席庆祝英国威廉国王加冕仪式，国民政府派出孔祥熙访英团游历欧洲，名义上是庆祝威廉国王加冕，实际上还担负了向欧洲各国求援的重任。访英团到欧后，为争取欧洲各国的军事援助四处活动。孔祥熙本人曾向法、德两国寻求军事帮助。副团长、海军部长陈绍宽于1937年7月4日至8日访问荷兰，目的在于探讨与荷兰进行军事合作的可能性，以便增强与荷兰的军事联系。访荷期间恰逢卢沟桥事变爆发，中日进入全面战争时期，远东国际格局随之发生改变。

　　7月13日上午11点，驻荷公使金问泗拜访荷兰外交部代理外长斯努克（A. M. Snouck Hurgronje），一是感谢荷兰对陈绍宽的招待，二是向荷方通报卢沟桥事变的进展。由于未得到明确指示，此时金问泗并未向荷兰寻求外交上的调停或通过国联进行干涉。金问泗表示，日军演习部队在距离北平市中心仅15公里的地方进行夜间演习，这是导致事变爆发的原因。日本发动事变后，试图从《辛丑和约》中为其非法行动寻找依据，但日本的辩护“无论是从事实上还是法律上都是站不住脚的”。金问泗指出，《辛丑和约》订立于1901年，彼时所有环境与当下完全不同。斯努克表示认可金问泗的分析，并表示，尽管荷兰是《辛丑和约》签字国之一，但早已放弃了使馆区的合法驻军权。此外，“从《辛丑和约》具体条文而言，亦未允许签约国在北京周围驻扎大量军队，如日本所做那样。”

　　金问泗称，华北形势日见紧张，日本加紧准备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金问泗指出，“正如阁下所了解，中国人民是最爱好和平的民族，中国政府将尽力维护和局”，但日本却谎称是中国加剧了紧张局势，“日军的行动是出于自卫”。中国政府面对如此严重的挑衅，除了做相应的自卫准备，别无选择。斯努克表示，“没有人会相信日本的谎言”，“相信中国一定会坚定自身立场”，中国是个大国，绝不会屈服。

　　陈绍宽海军部长在访荷期间对荷兰海军留下了深刻印象，尤其是认为荷兰潜水艇部队高效有战斗力。由于陈绍宽此刻将要回国，他希望留下一名或两名助手在荷，具体接洽培训事宜。7月13日下午4时，金问泗约访荷兰海军副司令、国防部海军主管福斯特纳（J.T.Furstner），希望荷兰能够为中国培训海军军官。福斯特纳表示，他本人及海军司令都不会反对此提议，但决定权在于荷兰内阁。福斯特纳还表示，他个人认为，如果中国派人到荷印的泗水参加培训，更为便利。

　　自7月12日起，国民政府尝试联系美英法等国，调停中日冲突，但英、法、美三国并未给出积极的回应。虽然英、法均认为美国的参与非常重要，但美国不愿卷入中日之间的纠纷之中。此时，在各国不愿积极出面的情形下，中国所能够利用的外交渠道，形式上和法理上存在国联和九国公约签字国两种途径。鉴于英法等均不愿中国诉诸国联，因此可能发挥作用的途径只有九国公约签字国。7月16日，国民政府外交部向除日本之外的九国公约签字国，还包括苏联和德国，递交了一份中国寻求和平解决事变的备忘录。备忘录指出，日本在卢沟桥附近演习并无条约根据，中国方面虽尽力维持和平，但日本“每次获得解决办法后，类因日军重行进攻，以致立即成为无效”，日本的行为“实属破坏《九国公约》所规定之中国领土主权完整”，中国政府仍准备进行“谈判何种荣誉之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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