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 要：学界普遍认为傅斯年是科学史学派的领军人物，其实在九一八事变后，傅斯年不仅出于经世致用目的撰写了《东北史纲》《中国民族革命史稿》等论著，还明确表示考证只是一种方法而不是一种目的，历史学的终极目标是发挥启发爱国心与民族向上心、增强民族意识等的人文价值功能，同时也应发挥其经世致用的功能，回应现实问题且为之提供历史的借鉴。但其人文价值功能与经世致用功能的发挥都应建立在可靠的史实基础上，要坚决抵制罔顾历史真相的极端主观主义。

　　关键词：傅斯年；经世致用史观；九一八事变

　　“傅斯年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他在建立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时提出“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这一口号，“崇尚纯粹学术，倡导学用分离”，将史学目的定为“求真”，坚决反对“经世致用”。但是，在九一八事变后，傅斯年“开始转向东北史的研究，运用历史学为捍卫国家主权服务”，所著《东北史纲》因有意忽略公认的历史事实等原因而受到缪凤林等学者的严厉批评。傅斯年为什么会有如此大的变化？《东北史纲》只是他在特定情况下写作的一部特殊作品呢，还是从写作《东北史纲》开始，他就已经放弃了“历史学只是史料学”这一立场而秉持经世致用史观了呢？这是全面评价傅斯年史学所无法回避的重要问题，也是本文关心的议题。

　　一、傅斯年为民族存亡而积极参与各种政治与社会活动

　　在九一八事变以前，与持各种各样“致用”史观的史学家们不同，傅斯年的态度始终是学术研究要疏离现实与政治。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面对各种内忧外患，为了消解或绕开传统文化中阻碍中国快速发展的不利因素，大部分史学家致力于寻找新的历史解释模式，借此给中国人民指出一条希望之路，于是，雷海宗与朱谦之等史家的循环论解释模式、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辩证法解释模式纷纷出炉。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傅斯年选择的是法国兰克史学的道路，他在1928年发表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一文中提出“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这一理论，深刻影响了以后中国史学的发展，他本人也因此被称为“中国的兰克”。又由于他对史语所同人的规定是，“史语所的目标不是刻意给人民以光明的希望，而是客观地揭示民族的过去；并且不对政治施加影响”，因而其反对者称之为“新汉学”派，“其隐义是说它的成员赞同客观的、专题式的甚至是琐碎的研究，并在主要的学术期刊上发表文章。”但九一八事变的爆发，对傅斯年造成了无法估计的影响，他对之前所做的自我定位产生了强烈怀疑。此后，他对政治和学术的态度以及他的行为都发生了显著变化。傅斯年在政治上的表现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在七七事变之前，傅斯年主要是参与创办刊物，并发表了一系列政论性文章。1932年5月，他与胡适、丁文江等学者在北平共同创办《独立评论》周刊，专门刊发学者对政治时事的评论文章。根据欧阳哲生主编的《傅斯年全集》第4卷目录，他在这一时期发表的政论性文章多达31篇，其讨论内容涉及日本的入侵、国际政治、政治改革、道德、医学和教育等不同方面，因此，他在当时享有 “一位无所畏惧的批评家”的盛誉。七七事变之后，傅斯年就开始正式参与政治了。抗战爆发后，作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傅斯年在三个方面做了大量工作：首先，先后提交《请政府加重救济难民之工作案》《拟请政府制定〈公务员回避法〉案》等提案，内容涉及难民安置、政治机构化、反对邪教、山东灾区赈灾四个方面；其次，认真行使质询权，内容遍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不同领域，尤其是其揭露并抨击孔祥熙与宋子文二事曾轰动全国；最后，积极促成国共和谈，于1945年7月与黄炎培等人访问延安。傅斯年的这些参政活动表现了一个优秀知识分子在面对民族危机之时敢于担当的高尚品质。

　　二、傅斯年的经世致用史观

　　傅斯年在九一八事变后，放弃了客观主义史学立场，开始秉持经世致用史观。他以经世致用的立场撰写了《东北史纲》《中国民族革命史稿》等论著，并正面阐述了历史学的经世致用功能。

　　（一） 为经世致用撰写《东北史纲》

　　学术方面，傅斯年在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不久就有了撰写《东北史纲》这一想法。在1931年10月6日致山东省立图书馆馆长王献唐的信中，他提到：“弟自辽事起后，多日不能安眠，深悔择此职业，无以报国。近所中拟编关于东北史事一二小册子，勉求心之所安耳。惟丁此国难，废业则罪过更大，只是心沉静不下，苦不可言。”该信中提到的“小册子”就是后来出版的《东北史纲》。当时，他的心情可以说是作为一介书生无能为力的深深的无奈。在此之前，他就有过类似的表达。陶希圣在纪念傅斯年的文章中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的老师们在北平图书馆开了个会，傅斯年在会上慷慨陈词，问了在座诸位同人“书生何以报国”这样一个问题，最后的讨论结果中有一项是编写一部中国通史，只是这一工作并未完成。后来，傅斯年让张荫麟做了这一工作。张荫麟在1941年《中国史纲》“初版自序”中写道“这部书原不是作者创意要写的。创意要他写这部书并且给他以写这部书的机会的是傅孟真先生和钱乙藜先生。”由此可以看出，无论是组织人编写中国通史，还是撰写《东北史纲》，傅斯年的最大动力都是为民族兴亡贡献一分力量，其“经世致用”立场跃然纸上。在《东北史纲》的“卷首引语”中，傅斯年交代了其两大撰写动机。首先是让国人了解东北历史。他写道，中国东北问题已经几十年了。欧洲战争爆发之前，日俄交战，我为鱼肉。俄国革命以后，中俄双方在北京签订《中俄协定》，中俄关系发生变化。其后，日本又开始大肆侵略东北，先后提出所谓的“大陆政策”、“满蒙生命线”，“而国人之酣梦如故也”。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又对嫩江、锦州、上海等地发起侵略。而我们的国人对东北的历史所知甚少，所以有必要编写这样一部书，以普及相关历史知识。其次是抨击日本史家的“满蒙在历史上非支那领土”等错误观点。他写道，日本人的此类“指鹿为马”的论说本来不值得一辩，但他们竟然将之作为向东北发动侵略的一个理由，这就不得不辩了。退一步言之，东北三省是不是属于中国，本来不当以历史作为其根据，而应取决于两种条件，一个是依照国法及国际公法的相关规定，另一个是依靠民族自决之义。而现实情况是，东北三省的居民绝大部分是中国人，日本人只占极少的一部分。其结论为：“只能将东北史作为中国学之一部研究之，亦不能不承认东北史事为中国史事之一部，其地或为中国郡县，或为中国藩封，且东北在历史上永远与日本找不出关系也。史学家如不能名白以黑，指鹿为马，则亦不能谓东北在历史上不是中国矣！”这表达了作者强烈的民族关怀。除了傅斯年在书中所讲的两个撰写动机外，还有一个动机是争取得到国联的支持，并且这一动机获得了成功。1932年2月6日，傅斯年在给中研院院长蔡元培、总干事杨杏佛的致电中说：“前日本所决将拟编之《东北史略》赶于十日内成就，并应此地当局请翻成英文，须于国联调查团到前印出。此事关系重大，年去后恐难进行，拟请院先派许先生或他位赴洛，年于十日内将书编完后即赴京、沪，此或是年此时报国最有效者。”同年3月20日在给顾维钧的信中又写道：“敝所编辑《东北史纲》一巨册，约于下月出版，其英文节略一小册，今已赶印成就，特寄上二十册，供先生及国联诸君参阅。此书意义在于证明三千年中满州永为中国领土，日人所谓‘满州在历史上非支那领土’实妄说也。若专就近代史言之，自洪武中辽东归附后，永乐十一年曾置都司于奴儿干（鞑靼海峡上黑龙江入海处），并于北满及今俄国境内置卫所数百。‘前见报载先生为合众社之谈话，谓满洲三百年来为中国土，盖少言之矣。’此等史事亦可为吾等立场之助，想先生必不忽之也。内容有何见教处，并乞指示为感。再，此书印费由东北外交委员会出其一部，其大批待装后由该会直寄。”信中所说该书的英文节略本 Manchuria in History :A Summary 是由李济所译。10月2日，《国联调查团报告书》在东京、南京和日内瓦同时发表，虽无助于东北问题的根本解决，但肯定了东北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主权属于中国。傅斯年认为其“叙说事实，如论九一八之责任及满洲国之两事，与我们所见并无不同。持相反观点的矢野仁一也认为：“此书可目为李顿爵士一行之见解之基础。”这也就是说，该书在国联裁定东北归属问题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讲，傅斯年撰写《东北史纲》的经世致用目的部分地实现了。傅斯年《东北史纲》出版后，不少中外学者对其进行了评价，甚至有部分学者给了他很高的评价。陈绍箕在1933年初于大学生刊物《大夏周报》上发表了《书评：东北史纲初稿》，认为傅氏充分利用各种史料，从人种、历史、地理三个方面反驳日本学者的错误观点，说明东北从远古至今一直是中国领土之一部分，其论说可信，并希望中研院能尽快将其余几卷出版发行。邵循正于1933年5月发表了《评傅斯年〈东北史纲〉第一卷〈古代之东北〉》，他认为傅氏以史家立场撰写东北历史，论证中国拥有东北已有很长的历史，论证公允，结论可信，并表达了邵氏本人希望政府能以武力收复东北的强烈愿望。二位学者都是基于与傅斯年同样强烈的民族情感，对傅氏著作给予了很高评价。与以上两文不同，缪凤林于1933年发表了《评傅斯年君〈东北史纲〉卷首》，对该书做了非常严厉的批评。缪氏认为，傅氏著作短短数十页，缺漏纰缪频出，出错率超过了所有出版物。他指出该书的错误有几种类型：其一，片面使用史料，所据只是部分正史材料，疏漏颇多，“抑傅君不仅不知《汉书》外与东北有关之金石而已也，两《汉书》与《魏志》内有关东北史之记载，傅君亦未能尽读也”；其二，误读史料并肆意解释现象突出，“书中所引史文颇多不明文理，不通句读之处”，“文意不明，句读不通，便肆解释，下断语。其欲免于纰缪缺漏，难矣”；其三，不了解日本学者已有的研究成果，无法与其展开学术对话，故无从写出高水平著作，反倒可能有损于民族前途与学术荣誉。郑鹤声于1933年底发表《傅斯年等编著〈东北史纲〉初稿》，也对傅著中的“缺漏舛误”进行了检讨。二位学者对傅著展开批评，有南北之争，亦即新文化运动和反对新文化运动之争的背景，但其批评基本符合史实。日本学者矢野仁一对傅著中“满洲是中国的一部分”这一观点进行了辩驳。王仲廉为了供国内学者参考该成果，让国人了解日本学者的目的，将其翻译成了中文，并指出该书存在不忠实等错误。傅斯年的学生陈槃为他进行了辩护。陈槃说，傅氏著作中体现的史学方法与史识是现代的，是科学的，开创之功不可没。批评者指出的都是些细枝末节的小问题，是时间紧迫导致，在所难免。对于陈槃的辩护，王汎森指出，傅氏肯定知道中国历代王朝都没有完全统治东北，东北和朝鲜、日本也一直保持着联系这些事实，也就是说，傅斯年论著中出现的许多问题，很可能是他出于“致用”目的而有意选择的结果。另外，矢野仁一提出的许多问题需要借助某些理论框架与概念工具才能给予回应，而傅斯年因为一味依赖于考证，故无从与其形成真正的学术对话。从公开发表的文章来判断，“以暴躁脾气著称的学者傅斯年从来没有回击缪凤林的批判”，但他原本是打算予以回应的，在1933年拟定的著述计划表中，其第四项计划就是“答缪凤林等评《东北史纲》”，但一直没有开写。另外，傅斯年原本是打算出五卷本的，他在《东北史纲·告白》里写道：“本书五卷之标目如次：（一）古代之东北（傅斯年）；（二）隋至元末之东北（方壮猷）；（三）明清之东北（徐中舒）；（四）清代东北之官制及移民（萧一山）；（五）东北之外交（蒋廷黻）……本书文稿及图稿均已写定，预计二十一年年尾出齐，惟印刷事件，非吾等所能管理，如小有延期，读者谅之！”但是，其余四卷始终没有公开出版。傅斯年一直未能对批评意见做出回应的原因，王汎森已做出透彻分析。傅斯年要维护“东北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一结论，或者说，他撰写《东北史纲》的目的是经世致用。

　　（二） 为了国家利益撰写《中国民族革命史稿》等论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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