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现代意义上的中国灾害史研究自邓云特《中国救荒史》发端已近百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灾害史研究取得了明显进展，但以灾为主体仍然是灾害史研究的主流。所谓灾害中的“灾”是自然力量的异常变化，“害”则是“灾”对人类和人类社会带来的危害，这是一个完整的灾害过程。以灾为主体的灾害史研究，一定程度上忽略或淡化了以人为主体的灾害史内容和面相。呼应“灾害人文学”的旨趣，以刘大鹏《退想斋日记》中有关记述为基础，从个体角度描述毒品、瘟疫这样的“日常之灾”与当事人的切身感受，可为中国灾害史研究提供一个重要的观察视角。

　　关键词：灾害史研究；刘大鹏；《退想斋日记》；毒品；瘟疫

　　作者简介：行龙，山西新绛人，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

　　201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作为一个回顾以往、展望未来的特殊年份，学术界出现了一个“瞻前顾后”的小热潮，各个学科均不甘人后，争相登场。笔者在近两年来翻阅刘大鹏《退想斋日记》的过程中无意间发现，书中多有对灾害的记载，由此联系到如今的灾害史研究现状，不免有一些想法。既有成果大多从区域、灾情出发，是以灾为主体的研究。然而，我们在整体上、客观上深入理解和记述灾害的同时，却有可能与历史当事人的切身感受渐行渐远。为弥补这一缺憾，笔者以为，转换视角从个体和家庭出发，以“人”为主体来拓宽灾害史研究，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重要问题。基于此，本文从《退想斋日记》中摘取毒品、瘟疫两种灾害，以刘大鹏所见所闻所历所思为依据，描述刘氏及其家庭半个世纪所经历的“日常之灾”，进而提出一点拙见，以供深入讨论。

　　一、毒品

　　中国近代史上对民众生活为害最大的毒品是鸦片。西方侵略者以鸦片打开中国的大门，“虎门销烟”以毁禁来抵抗鸦片流毒的努力终未竟成。第二次鸦片战争后，鸦片贸易在中国内地合法化，罂粟种植面积逐渐扩大，民众吸食鸦片者随之渐增。清末“新政”时再次颁布禁烟令，至民国以后仍是屡禁屡废。从鸦片到金丹、泡泡、料料，名目虽异，而毒害则一。可以说，鸦片既是缠绕在晚清政府老迈身躯上的一条绳索，也是潜入民众肌体中的一条毒流。

　　富可敌国的晋中商人很可能是鸦片进入山西的始作俑者。为专门吸食烟土服务的“太谷灯”，早在乾嘉时期已闻名全国。鸦片战争前夕，上谕中已有“风闻山西地方，沾染恶习，到处栽种”罂粟的记录。时至光绪初年那场大旱灾时，吸食者“家家效尤”；种植者“几于无县无之”。

　　晚清举人刘大鹏，生于清咸丰七年（1857年），山西太原赤桥村人。在其记忆里，光绪初年大灾中的人口亡失与种植鸦片大有关系：种植鸦片烟之地，因种烟利润高而舍弃种粮，“一旦遭荒，家无余粮，欲不饿死，亦不得矣”。灾后短暂几年稍有收敛。再过十年，政府对此“加征厚税，明张告示，谓以不禁为禁。民于是公行无忌，而遍地皆种鸦片烟”。至刘氏开始写日记的19世纪末期，因吸食鸦片而日不聊生、家破人亡者，多有耳闻。《退想斋日记》中的此类记载好似现代电影里的“连续蒙太奇”：

　　王郭村。遇卖黄土父子二人，其父40余岁，“面目薰黑，发长数寸，辫卷如毡，衣裳褴褛，神气沮丧”。时近中午，父子二人因无午饭之资，乃出卖黄土以饱饥腹。仔细询问，夫妻二人均吸食鸦片，“致使衣不蔽体，食不充腹”。

　　赤桥村。村人抓获一入室偷盗者，此人本为“良民”，只因吸食鸦片穷困无聊，烟瘾来后“概不能稍缓须臾，计无所出，不得已而为此”，也就是入室偷盗以为吸烟之资。

　　邻村。有人因吸食鸦片烟，虽有心娶妻生子而不得。

　　族兄家一“造饭老妇”。年70余岁，其子30余岁。邻人问其为何如此年老还要受雇为人造饭，老妇言，家中儿子、儿媳“日卧家中吸烟，将衣物等件尽售于人，目下莫能糊口，无奈出门事人，求几文钱以养儿与媳”。说话间，儿子因烟瘾所逼，“莫能缓须臾”，跑来讨钱而去。

　　某“娶妇之家”。见许多客人和助忙人等皆开灯吸食鸦片。瘾君子饭后必吸，无瘾之人也多偃卧床上吸之，“皆以为此是合时之物”。

　　赤桥剃头铺。清光绪十九年腊月二十七（1894年2月2日），刘大鹏前往剃头铺去剃头，理发师傅无奈地说道，往年一过腊月二十三小年，来剃头准备过年者接踵而至，四五个师傅忙里忙外，“自朝至夕，无一刻暇隙”，今年来客甚少，只因贫不聊生，“吸食鸦片烟故耳”。

　　晋祠武老先生家。在武老先生家坐席，一位70余岁老者言，每日必吸六文钱鸦片烟，不吸则不能吃饭行动。

　　赤桥一带。闻小偷甚多，昼伏夜行，皆因吸食鸦片，“贫困无聊不得已而为之也”。

上一篇：2019年中国苏区史研究综述

下一篇：傅斯年史学思想的曲解与辨正——以《旨趣》为中心的观念史新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