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美国学者高彦颐指出，随着17世纪江南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包括出版、坊刻的繁荣、书商的活跃以及读者大众的涌现，晚明书籍出版的商业活动和市场扩大，引发了前所未有的出版繁荣，她在《闺塾师》一书首次将之称为“出版革命”。“革命”应指从传统（tradition）到近代（modern）天翻地覆的根本性变化，而发生在出版业的这一根本性变化，至少可以从“新出版”形成的四个方面，如印刷技术、文本内容、载体形式和管理体制等切入。而以此四项指标来衡量，17世纪的江南地区或明清书业都谈不上产生了“出版革命”。中国出版界的根本性的“革命”，从时间上看是在晚清开其端，持续了大约近百年的历史过程。1897年商务印书馆的创办标志着中国“出版革命”的正式展开。如果把中国“出版革命”的历程分成若干阶段，那么，1843—1897年这一阶段可称之为“新出版”，作为中国“现代出版”的序章；1898—1919年为“出版革命”的高潮阶段；1920—1937年为“现代出版”的稳定和渐趋进入低潮。而从19世纪40年代至60年代形成于上海的“出版革命”之第一阶段，即传统出版到现代出版的发轫阶段的“新出版”来看，从空间上考察，“出版革命”是从江南书业向上海的空间转移开始的。发生在近代上海的中国“出版革命”有两个重要的资源，一是西方新式出版技术和新知识的输入，一是作为上海城市腹地的江南书业资源。

　　关键词：近代；江南书业；上海；空间转移；新出版；出版革命

　　作者简介：邹振环（1957—），男，浙江鄞县人，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出版史、历史文献学、明清以来西学东渐史研究。

　　美国学者高彦颐（Dorothy Ko）曾从出版业的繁荣这一“社会经济最显著的发展”切入，以“都市文化、坊刻与性别松动”为题，指出随着17世纪江南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包括出版、坊刻的繁荣与书商的活跃以及大众读者的涌现，在晚明书籍出版的商业活动和市场扩大，引发了前所未有的出版繁荣。她在书中毫不吝啬地使用了“出版革命”一词：“出版业是以满足对实际知识的需求为前提的，它本身就是商业化和货币化社会的一部分。日本学者近期的研究成果显示，除了‘革命’，没有其他的词能够形容嘉靖时期（1522—1566）中国出版业出现的转折。它不是一种技术革命——所有的雕版技术在9世纪已经成型——而是一种出版经济和学习文化的革命。”张海英在讨论明清“商书”出版时也使用了“出版革命”一词，认为明清时期出版印刷业出现了重要的技术进步，印刷成本大大降低；民间出版业，特别是商业出版空前繁荣。但这两位作者均未就“出版革命”所需要衡量的指标展开论述。沈洁《科举改章、停废与晚清书业革命》（《社会科学》2018年第12期）一文，也在“书业革命”的话语下讨论了上海新书业的肇兴和旧书业的式微，提出了“书业”即出版业和印刷业。所谓“书业革命”即“出版革命”，并将之与科举的改革和停废联系在一起，在讨论旧书业的式微和更迭时，沈氏也讨论了空间位移的问题，认为晚清时期上海已取代传统印刷重镇福建的四堡、建阳而成为新式出版业中心。

　　笔者在《上海出版业百年历程》（《档案与史学》2001年第2期）一文中曾讨论了清末民国以来上海何以能够成为全国出版中心的原因：一是上海拥有全国技术力量最雄厚、规模最大的出版业和销售渠道通畅的图书市场；二是租界特殊环境是晚清和民国出版业高度集中上海的一个重要原因，客观上为进步著作的问世提供了避难所；三是以留学生为主体的各地人才在上海的积聚使上海渐渐成为汇合名家的盆地，直接推动了出版业的繁荣。同样，正是因为发达的上海出版业，使晚清以来一代又一代靠写作谋生的知识分子群体的存在成为可能；四是流派纷争、思潮涌动和学术论争的活跃，是上海出版中心形成的催媒和动力。章宏伟在《上海开埠与中国出版新格局的确立》（《中国出版史研究》2016年第2期）一文，更是从诸多因素讨论了1843年上海开埠以来所形成的出版新格局。“出版革命”究竟发生在何时何地？笔者拟对此问题作进一步探讨。　

　　一、“出版”与“出版革命”

　　所谓“出版”，是指通过对文字或视觉物质材料进行选择、加工和发行，以传播文化和进行思想交流的一种社会活动。“出版”是一个日语外来词，据黄遵宪《日本国志·学术志》称：明治五年（1872年）“仿西法设出版条例，著书者给以版权，许之专卖，于是士夫多以著书谋利益者”。似乎最先使用这个词的是日本官方文件，据日本《出版事典》称是明治二年（1869年）颁布的《出版条例》。最早见之汉文文献可能是1879年黄遵宪与日本学者龟谷省轩的“笔谈”，黄遵宪说：“是大可惜！今日内务省出版之书，层出不穷，无一人为此事，亦一大憾事。”1884年姚文栋编译的《日本地理兵要》卷二：“今后航此地者，宜与本局出版海岸全图比较，绵密考察其形情为要。”上述两个例证中的“出版”，显然是publish的对应词，很可能来源于日制汉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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