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中国大陆地区中华民国史研究40余年的学术发展史，期间经历了如金冲及先生所形容的从“险学”到“显学”的历程。而民国史研究领域之所以能够从一片荒芜的处女地被开垦成为百花齐放、生机盎然的生态植物园，海内外民国档案的开放与利用，首当其功。由于人类过往的历史已不复存在，人们通常只能通过前人对当时社会与生活之记载来了解那段曾经真实存在过的历史。在没有文字记载的史前时期，考古发掘是认识人类社会早期生活的重要手段。自人类发明文字以来，时人的文献记载（包括泥板、甲骨、纸草、青铜器、简帛、碑刻等）就成为后人了解古人的重要史料，或许这就是最早的档案。所以，档案与历史研究密不可分，档案是历史研究的基础。近代以来，尤其是中华民国建立以来，中国已经融人全球现代化发展的体系之中。中华民国处于一个国际化程度非常深的时代，“外国商品、观念和习惯进入中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比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更加全面、深刻”。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分析了英、美、苏、日对中华民国历史的影响：英、美主要通过非官方的私人渠道帮助中国政府实施政革；苏俄则通过援助国、共两党来支持社会革命；而日本1931至1945年间对中国的侵略，改变了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英、美、日、苏等大国正是通过条约体系来对中国构建现代多民族国家施加影响的。一部中华民国史，既是一部帝国主义侵华史，更是一部中华民族复兴史。在这一进程当中，中国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留下的档案文献可谓汗牛充栋。与此同时，西方各国也保存了大量民国时期的文件、电函、报告、文献、日记、图片等档案史料。因此，对民国档案的利用恰恰是民国史研究繁荣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之一。

　　一、海峡两岸民国档案的开放及其对本人的影响

　　本人于1982年初毕业于南京大学历史学系，随后留校任教，追随宪文师从事中华民国史研究。当时，南京大学的民国史研究刚刚起步，我对于利用档案来研究民国史尚无感觉。1984年，宪文师组织方庆秋先生等8位老师共同撰写《中华民国史纲》，此计划得到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施宣岑副馆长的大力支持。我们获得了一个非常特殊的待遇，就是可以到该档案馆集中查阅档案。我与孙宅巍老师承担该书解放战争时期的撰写任务。一年多的时间里，我查阅了大量原始档案，如中国国民党六届四中全会与“党团合并”、“行宪国大”代表与“总统”“副总统”选举、国民政府实施“动员戡乱”及其军事部署、渡江战役前后国民党军队的军事部署、金圆券币制改革及其失败等。详实可信的第一手档案资料为《中华民国史纲》打下了坚实的史料基础。

　　1985年，宪文师率领一批青年教师和博士研究生撰写《抗日战争的正面战场》一书，并为撰写《中国抗日战争史（1931—1945）》进行资料搜集，该项工作得到了万仁元副馆长的鼎力支持。我们花了数年时间，泡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查阅战史编纂委员会等机构的档案。本人查阅了南京保卫战和南京大屠杀、台儿庄战役、徐州会战、豫东会战、花园口决堤、武汉会战等档案，包括作战计划，作战期间蒋介石与战区司令长官、集团军总司令、军长等的来往电报，各集团军、军、师、团的战斗详报，等等。可以说，上述两本著作主要是依据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的档案史料撰写的，其学术价值当然很高。此外，我还利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的档案写了10余篇学术论文。可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的民国档案为我在民国史研究领域的最初十年注入了动力和活力，这段研究经历铸就了我重视档案史料、以实证研究为基础的治学风格。从1990年代起，对于从事民国史研究的学者们来说，非常向往能够到台湾地区的档案机构查阅民国档案。1995年是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台湾中国近代史学会于9月1日至3日在台北召开“庆祝抗战胜利50周年两岸学术研讨会”，章开沅先生、王桧林先生、张宪文先生、杨天石先生等31位大陆学者受邀赴台参加会议。其中包括杨奎松、马敏、石源华、郑会欣、何一民、陈红民、马振犊和我等一批大陆青年学者。这是我第一次去台湾。会议期间，同张玉法、张朋园、李云汉、蒋永敬、陈三井、吕芳上、陈永发等一批台湾著名学者交流抗战史研究成果。会后，台湾的朋友们邀我留下来查阅民国档案，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我去了“国史馆”和中国国民党党史委员会查阅资料，由于“大溪档案”刚从党史会移交给“国史馆”收藏且不能查阅，而“国史馆”的其他档案开放度又不大，于是我选择在党史会查阅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央政治会议和国防最高委员会的档案。当时上阳明山交通不便，我住在台北基隆路附近，每天一早赶到位于仁爱路的“中广”总部门口，乘班车直达“阳明书屋”，接待我的是刘维开先生等老友。当时在山上看档案的都是欧美学者，且午餐自理。而我这位来自大陆的同乡备受礼遇，不仅档案全数开放，自由抄录，刘维开、林宗杰等每天中午都在内部食堂请我吃饭。中国国民党党史委员会曾经是台湾地区最重要的中国国民党历史档案的收藏机构。1948年起，蒋介石命周宏涛、俞济时等人将其个人史料以及国民党党、政、军、经、特各部门重要档案予以整理后，由军舰运送台湾。该批档案于1949年集中到大溪的头寮宾馆，故被称为“大溪档案”。1979年经过蒋经国允许，“大溪档案”集中于阳明书屋。1995年2月，“国史馆”接收“大溪档案”，并将之改名为“蒋中正总统档案”。据说，在1995年以前，只有两个人看过“大溪档案”，即梁敬錞与古屋奎二。在移交了“大溪档案”以后，党史会的档案还有党务会议记录及组织专档（包括上海环龙路档案、汉口档、五部档、中央政治会议档案、国防最高委员会档案等）、特种档案与人物档案（包括总理档案、总裁档案以及吴稚晖、李石曾、张群等人的档案）。2000年3月，由于中国国民党在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中失败，党史会缩减为“党史馆”，而中国国民党党史馆的主要典藏，即“党务会议记录及组织专档”、“近代人物书札”（吴稚辉档案等）已同台湾大学图书馆合作完成数字化，在党史馆和台大图书馆均可线上阅读。“国史馆”典藏的“蒋中正总统档案”“国民政府档案”“行政院档案”“外交部档案”“资源委员会档案”等原国民政府行政各部门以及阎锡山、汪精卫、戴笠、胡宗南等国民党高官的个人档案，对于中国国民党和南京国民政府研究者来讲，具有极大的吸引力。从2000年至2017年之间，本人几乎每年都去台北“国史馆”查阅档案。那十几年间，大陆学者络绎不绝地飞赴台北，新店大崎角“国史馆”的阅览室里人满为患。“国史馆”遂将阅览室搬到台北市中心长沙街一段2号，使接待量增加一倍以上。即便如此，面对蜂拥而至的大陆学者，“国史馆”仍感到力不从心。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也是大陆地区民国史研究学者必去的查档地之一。该馆收藏了包括清季外务部、民国北京政府外交部和国民政府外交部在内的外交档案；包括国民政府实业部、建设委员会、全国经济委员会、资源委员会（1936—1949）、经济部（1938—1949）等在内的经济档案亦十分完整，均可以线上阅读和复制。此外，该档案馆还藏有谭延闿、居正、刘峙、徐永昌、赵恒惕、丁文江、朱家骅等个人捐赠的档案史料，包括来往函电、公文、书信、手札和日记。不过，在民国档案开放方面，海峡两岸的档案保管机构均存在种种不便。大陆方面对于涉及外交、边疆、民族、宗教和个人的档案还有限制。台湾当局四年前对大陆和港澳地区人士赴“国史馆”查阅民国档案所作的种种限制，更是让人啼笑皆非。

　　二、欧美各国与日本收藏的民国档案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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