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侵华之际，世界已进入全球化的新时代，民族国家成为国际社会的主体，以国际条约体系规范各国的行为，以政治和外交的手段解决彼此的分歧，是国际社会付出重大代价以后得出的共识。而法西斯、军国主义国家如德、意、日，昧于世界大势，穷兵黩武，以求不逞。以故意制造的借口，发动侵华战争，霸占中国东北百余万平方公里土地，是日本昭显于世的侵略事实。 

　　国际联盟应中国方面之吁请，派出李顿调查团处理此事。1932年9月4日，代表团完成报告书，签署于中国北平。报告书确认：第一，“九一八事变”之责任，完全在于日本，而不在中国；第二，伪满洲国政权非由真正及自然之独立运动所产生；第三，东三省为中国领土之一。日本为此恼羞成怒，退出国联，自绝于国际社会。 

　　《李顿调查团档案文献集》是“抗日战争研究专项工程”的阶段性成果，汇编了有关李顿调查团组建、调查过程、结论、各方反应和影响的中、英、美、日等国的相关资料，对于研究“九一八事变”、李顿调查团和中国抗战早期历史，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如何看待李顿调查团来东亚调查的历史影响？可有三个维度的观照。 

　　其一，在中国发现历史。美国历史学家柯文提出的这一范式，相比“冲击—反应”模式从外部冲击观察中国历史的旧范式，自有其意义。但如果把中国近代历史看成仅仅是西方列强冲击之结果，在理论、方法和事实上，均为重大缺陷。从中国内部看，探寻历史演进的机制和规律，是柯文范式的意义所在。 

　　事实上，“九一八事变”发生、国联调查团来华前后，中国社会内部对此作出了剧烈的反应。 

　　东北各界深受亡国之痛，电函尤多。基层民众虽文化程度不高，民族国家大义却毫不含糊。东北某兵工厂机器匠张光明致信代表团称：“我是中华民国的公民，我不是满洲国人，我不拥护这国的伪组织”。高超尘说：“不少日子以前，满洲国家即已成立了，但那完全是日本人的主使，强迫我辽地居民承认，街上的行人日人随便问‘您是哪国人’，你如说是满洲人便罢。如说是中国人，便行暴打以至死。”辽宁城西北大橡村国民小学校致函称：“逐出日本军，打到（倒）满洲国，宁做战死鬼，不做亡国民。”经济地位和文化较高者，则向代表团分析日本侵占中国东北的深远危害。中国国民党青年团哈尔滨市支部分析说：“查日本军阀向有一贯之对外积极侵略政策，吾人细玩以前田中义一之满蒙大陆政策，及最近本庄繁等上日本天皇之奏折，可以看出其对外一贯之积极侵略政策，即第一步占领满蒙，第二步并吞中国，第三步征服世界是也……以今日之日本蕞尔岛国，世界各国尚且畏之如虎，而况并有三省之后版图增大数倍，恐不数年后，即将向世界各国进攻，有孰敢撄其锋镝乎……勿徒视为亚洲人之事，无关痛痒，失国联之威信，而贻噬脐之后悔也。” 

　　不惟东北民众，民族危亡激起了全中国人的爱国心。清华大学自治会1932年4月12日用英文致函代表团指出：日本的侵略，不仅危害了中国，也对世界和平形成严重威胁，中国青年人愿意为国家流尽“最后一滴血”。而国联也面临着建立以来最大的危机，对“九一八事变”的处理，将考验它处理全球问题的能力。公平和正义能否实现，将影响到人类的命运。他们向代表团严正提出“五点要求”：一是日本从中国撤军；二是上海问题与东北问题一起解决；三是不承认日本侵略和用武力改变的现状；四是任何解决不得损害中国的领土和主权完整；五是日本必须对此事件的后果负责。 

　　其二，在世界发现中国历史。以中国为本位，探讨中国历史的内生力量，是题中应有之义。但经济全球化以来，中国历史已经成为世界历史的一部分。仅仅依靠中国方面的资料，不利于我们以更加广阔的视野看待中国历史和“九一八”的历史。 

　　李顿调查团的研究，自莫能外。比如，除了前述中国各界给国联的呈文外，最近在日内瓦“国联和联合国档案馆”中发现，其档案详细记录了调查团在日本和日本政要的谈话，在中国各地特别是在北平和“九一八事变”直接相关人士如张学良、王以哲、荣臻等人的谈话记录，调查团在东北的实地调查、询问日军高层的记录，中国共产党在“九一八”前后的活动，中国各界的陈情书，日本官方和东北伪组织人员、汉奸的表态，世界各国、各界的反应等。特别是张学良等人反复向代表团说明的“九一八事变”前夕东北军高层力避冲突的态度，王以哲、荣臻在“九一八”当晚与张学良的联系，北大营遭受日军进攻以后东北军的反应等情况，对于厘清“九一八事变”真相，有着不可取代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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