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在德意日法西斯控制的欧洲和东南亚占领区，都存在过不同形式的敌后抵抗组织，他们主要以搜集情报、除奸、破坏交通等方式协助盟军，做战术配合，最终的胜利还是要依靠美英苏盟军在正面战场打败法西斯。只有中国的抗日战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创造性地开辟了敌后战场，形成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相配合的局面，并将游击战争提高到战略高度，创造了人类战争史上的一大奇迹。

　　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就从江西瑞金开始，在创立的一系列根据地内尝试政权建设。抗战时期，各根据地政权建设更是逐步壮大、成熟。新中国成立时中央人民政府的主要构成部门，几乎都可以在根据地找到它的雏形，中央政府的骨干就是晋察冀根据地边区政府和后来发展而成的华北人民政府为主。这是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建政之初完全不具备的条件。众所周知，中国革命之所以取得胜利，是因为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走农村包围城市的武装斗争道路。其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开始于抗战时期的延安，农村包围城市的主要手段就是游击战争和根据地建设。

　　1937年9月，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全军三个师仅4.5万人，几乎全部东渡黄河，开赴抗战前线。在国民党正面战场大片丧失的沦陷区、在日寇的残暴统治下，中共抗日武装陆续开辟了一系列敌后抗日根据地，先后解放县城二百余座，解放人口近亿人，人民武装也发展壮大到近百万人。1938年5月，毛泽东先后发表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从战略高度系统论述了游击战争在抗战中的作用与地位。他指出，“无后方作战，本来是敌后游击战争的特点，因为它是同国家和总后方脱离的”，“没有根据地，游击战争是不能长期地生存和发展的，这种根据地也就是游击战争的后方”。可见，只有取得人民的全力支持，为游击战争提供可靠的人力、物力、财力支持，才能开展持续有力的游击战争。军、政、党、民的有机结合，就是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全面抗战”。正是由于党在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中，表现出在极其艰难困苦的环境中无所畏惧的英雄气概和自我牺牲精神，表现出政治上的成熟，创造性地提出游击战争的战略方针，并具有驾驭复杂局势的能力，才最终赢得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胜利。

　　二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铭记先辈们的事迹，将这段史诗永远流传，各级党史、军史部门长期整理、编辑、出版了大量文献史料。但是，有相当数量的文献很难在图书馆查到。由于史料运用的不足，现有抗战史研究成果往往在宏观领域还存在一定的概念化倾向，而在微观领域中又有观点认为现有研究过于碎片化。事实上，宏观研究必须要在微观基础上才能达成，不能简单地定义、定性。只有对细节进行研究，才能进一步推动根据地史走向深入；只有把无穷的细节研究透，才有可能高度概括出一个有说服力的宏观叙事。而其基础建设，就是史料文献的整理与共享。

　　在信息化时代，利用数字化手段，充分发掘民间史料，可以极大地丰富档案来源。比如，“张林池陈舜玉抗战文献专题库”经家属授权在“抗日战争与近代中日关系文献数据平台”上线，资料为张林池夫妇抗战期间的工作笔记、会议记录和工作报告等手稿，共8册1600余页，都是首次披露的珍贵文献。张林池早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抗战期间先后任晋察冀边区唐县县长、第三专署专员、边区政府交通局局长、华北人民政府农业部副部长等职。从他的履历中不难发现边区政府丰富的内设机构。陈舜玉1937年参加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曾任唐县县长，是晋察冀边区唯一一位女县长。诸如此类，民间有很多富矿，蕴藏的史料多到无法想象。例如，战时八路军总部长期驻防山西武乡县。当地政府同八路军将领的后代们合作建立“八路军纪念馆”，馆藏相当丰富，有许多根据地编印教授游击队、民兵如何打地雷战、地道战的小册子；有各个根据地出版的《论持久战》的不同版本；还有一些油印的小报，如太岳军区三分区《战斗报》等。抗战专项工程可充分利用数字化手段，努力将这些散落在民间、数量可观的文献汇集上网。这可以极大丰富我们对抗日根据地的认识，推动根据地史的研究。

　　2015年，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强国家层面的统筹协调，按照“总体研究要深、专题研究要细”的原则，制定中长期规划和具体工作方案，确定研究重点和主攻方向。在此，我们希望有更多的机构、学者和民间收藏家共同努力，将分散的文献汇集到“抗战文献数据平台”，实现“史料共享、共写史书”，推动抗战史研究发展，用无可争议的丰富史料向世界发出中国声音，讲好中国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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