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清末民国，成都的饮用水源主要为井水与河水。在地理环境与取用便捷性的影响下，井水是成都普通居民最为重要的饮用水源，临河两岸的居民与城内中上富贵之家、官署、公馆、茶铺则多取用河水。汲水码头周边的河水与井水水质多为外部污物所染，水质有欠佳良，症结在于传统的城市生态系统与水井建筑构造。相较河水，井水碱度、硬度高，不适于烹茶，多用作煮饭烧菜。成都不同阶层人群、不同水源的用水方式，构成了城市居民的“用水模式”，体现了居民的水源选择、水质观念及实践。在西式的科学话语传入后，成都居民的饮水认知得以更新，市政当局与商绅从水源的管理与保护、饮水的澄清与消毒、变革供水方式等方面改良饮水，刺激了成都“用水模式”由“传统”向“现代”演进，主要表现为细部“技术路径”的现代化，成都的民生饮水仍基本延续传统的“用水模式”。

　　关键词：成都；饮用水源；用水模式 

　　工业革命以后，不断滋生的饮水问题刺激了西方城市饮水供应系统、水质污染治理及饮水卫生观念等多方面的发展与转变。近代以降，伴随西方知识、观念与技术的传入，以及都市化与工业化进程的加速，中国城市的民生饮水模式亦由“传统”向“现代”演进。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城市史、水利社会史、疾病医疗社会史、环境史等研究的展开，与民生饮水相关的成果可谓丰富，涉及用水环境、饮用水源及结构、水质环境、供水产业、饮水卫生观念与管理等方面。在这些议题中，一个重要的研究路径便是基于日常生活中的民生饮水，去透视现代性的生成。就目前的研究状况来看，此类研究的着眼点仍“基本在城市传统与现代用水系统(主要是自来水)方面，关注的重点是城市水源、用水方式、用水组织及其背后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因素”。换言之，此类研究多关注城市供水系统，探讨水质环境与饮水卫生现代化演变的成果仍占少数，且欠缺考虑单体城市中饮用水源、水质环境与用水方式的相互关联。

　　成都民生饮水的相关研究，主要在饮用水源与饮水卫生两个方面。王笛在《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观世界(1900～1950)》一书中，将茶馆的用水方式作为公共生活与社会秩序的生态背景做了交代；许蓉生的《水与成都：成都城市水文化》一书，虽非严谨的学术著作，但亦注意到城市生活中不同类型水源的使用；米晓燕、毛姝静二人探讨了20世纪40年代成都市卫生事务所对饮水卫生的管理，但重在梳理具体举措。可见，现有研究仅能初步反映城市水源、用水方式与短时段的饮水改良，仍有诸多问题亟待解决。在“传统”向“现代”演变的时代背景下，不同的用水方式蕴含了怎样的水源选择?水质环境的认知变迁与具体状况如何?更为重要的是，在供水方式与饮水改良的现代化过程中，传统因素扮演了何种角色?是以，本文拟通过对清末民国成都饮用水源、水质环境及饮水改良等方面的考察，探讨成都“用水模式”演变的历史逻辑与现代化进程。

　　一 井水与河水: 成都的主要饮用水源

　　清末民国，成都居民饮用水源主要为井水与河水，不同的用水方式蕴含了自然与人文的双重选择。川西平原与川中丘陵北部的多数城市，地下水位高，凿井取水甚为便利。地处川西平原腹地的成都，亦是如此。清末民初时，周询便言“成都古称‘陆海’，土甚薄，凿二丈许即得水”。民国文人李劼人亦言，成都“地下水非常丰盛，一般掘井到八市尺便见水了，掘得深的，不过一丈到一丈尺”。1940年，据成都市卫生处调查，城内水井深度“平均不过三、四公尺”。

　　在“凿井甚易”的地理背景下，成都居民普遍取用井水，井水成为城内最重要的水源。清末民初，成都水井数便已达“二千五百一十五眼”，“居民煮饭食者多用之”。周询亦称城内“触处皆有井”，“各街既有公井，人家亦多私井，私井听邻汲取者亦多，故井水最为普通”。民国时，由于人口聚集、城市规模扩大与抗战防空的需要，成都市水井数持续增加。1924年，基于卫生行政的考虑，成都市市政公所调查了城内饮水状况与各区公私水井数，“除少数人家用河水外，十分之九俱用井水”，水井数增至279口。1938年11月8日至1944年12月18日，日军先后对成都进行了30余次轰炸。出于防空的需要，水井数继续增加，1939年为3578口，1940年为3589口，至1942年已达4741口。值得注意的是，如此数量的水井并非皆可饮用，有部分水井是专供浣洗与灭火等。以1939年的357口水井为例，其中堪供饮用者2896口，应予改良者576口，非饮用者106口，堪供饮用者占80.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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