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墙报是校党支部局机关报，它由墙报委员会管理，在制度设计、日常管理等方面均按联共党报“不仅是集体的宣传员和集体的鼓动员，而且是集体的组织者”的要求进行。墙报是中大政治生活的重要载体，党支部局对墙委和墙文均有细致的管理，它也因此成为解释党的政策和决议最得力的工具。在中共早期，尤其是苏区时期，中大归国干部积极将中大宣传工作经验应用于全党并予以改造，推动全党改变重组织、轻宣传的思想观念; 推进普及墙报，努力改进党报工作，使中共的宣传工作呈现新的面貌。

　　关键词: 墙报; 莫斯科中山大学; 党报; 中共

　  作者简介：孙会修，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讲师。

　　1928年5月，莫斯科中山大学( 下称“中大”) 党支部局干部汪盛荻指出: 中大墙报是“党之后身”，应加强墙报工作。所谓“后身”实为“脊梁”之意。墙报之所以被称为党之“脊梁”，因其具有连接党组织和党员、确立中大党组织骨架的重要作用。汪之提法有浓厚列宁主义政党宣传经验背景，建立在“报纸不仅是集体的宣传员和集体的鼓动员，而且是集体的组织者”这一列宁关于党报之经典论述上。墙报经留苏学生传入中国后又名壁报，它不同于黑板报，是办报者将宣传内容写于纸上，后黏贴至交通要道墙壁上的一种极其灵活的宣传工具，时效性高于普通报刊，群众性和动员性亦强，对近现代中国产生了重要影响。

　　中大一直努力强化墙报工作，它因此成为学校的舆论宣传中心。学生普遍认同其价值，认为墙报“是党的机关报，是党的宣传机关，是在群众中间解释党的政策和决议最主要的最得力的机关”。可以说，中大墙报既是考察中大党报实施情况和宣传工作的范本，也是探究苏俄宣传模式对中共影响的重要窗口。目前有关中大的研究并未涉及墙报问题。因此，本文以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 Российски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архив социально －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истории，俄语简写: РГАСПИ) 相关档案为中心，就上述问题展开讨论，以推动相关研究。

　　一、墙报和墙报委员会

　　共产主义革命者追求社会变革，街头墙报是他们进行宣传动员的有力工具。早在1795年10月，法国空想共产主义者巴贝夫即利用墙报宣传和动员。革命者广泛使用墙报并使之产生重要影响，还是始于十月革命结束不久的苏俄。1920年，红军军营中最早出现墙报，它以退伍兵为媒，迅速在全国的工厂、城市社区和政府机关中蔓延。两年后，墙报在农村也已较普遍。据称，苏俄墙报在1921至1925年间“日益蓬勃发展”。1925年10月，苏俄农民新闻报由帝俄时期的4种扩展至146 种，达到160余万份，这都归功于墙报的普及。社会上也随之产生俄语单词 стена( 墙) 和 газета( 报纸) 的合成词стенгазета( 墙报) 。

　　墙报在苏联快速发展与其严格按照联共党报制度运行有关。该制度确立于1919年3月召开的俄共八大，大会文件《关于党和苏维埃报刊》认定党报“是宣传、鼓动、组织的有力武器，是影响最广大群众的必不可少的工具”。主要表现在: 第一，党报体现党的意志，党委会要“给予编辑部以一般政策的指示，并监督其执行”，党要“任命那些最负责的，最有经验的党的工作人员作党和苏维埃报纸的编辑”；第二，党报内容须“特别注意党的建设问题，它应经常使党通晓全党的生活，应经常领导地方报刊等”；第三，党报的核心功能是组织传播而非大众传播，中央和地方党组织或党报应组织和动员读者学习党报，尽力把每个社会成员都纳入到党的影响中。苏联建有覆盖全国的墙报信息网，构成党报系统的重要部分：各地党报在村落、工厂、矿山、大商店、车站、俱乐部的墙报机构设置通讯部；众多墙报编辑也成为各级党报的地方通讯员，提供本单元的新闻。如《真理报》有“约一万”地方通讯员，其中相当部分是墙报编辑，故联共中央极为重视对墙报通讯员的培训，仅1927年就举办了大量讲习会。正因官方推动，墙报在苏联长盛不衰。1941年，中国研究者苏醒之称当时仅莫斯科一地的墙报即有 25000 余份( 其中500份是日报) ，他因而将苏联报纸分为“中央、地方及墙报三种”。

　　受此影响，中共派遣的留学生在莫斯科比较早地接受并创办了中文墙报。1921年8月，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 下称“东大”) 开始招收中国学生，中共旅莫支部于年底依托东大中国班建立。中国班设中文墙报，由旅莫支部管理。1924年秋季学期，中国班学生积极推动墙报工作，李季在10月份“为墙报作文一小篇，替墙报改正文稿五六篇”。这显示旅莫支部此时已建立起规范的墙报投稿和编辑制度。墙报内容也极为丰富，记录同志们自我批评成绩是重要内容之一。1925年10月，莫斯科中山大学建校，旅莫支部负责管理中大的共产党学生。中大随即开办墙报。蒋经国称其在1925年12月初就已是中大墙报“红墙”的编辑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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