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不久，上海公共租界华人团体发起声势空前的反对工部局加捐运动。南京政府起初未予回应，工部局董事会态度强硬，华人团体遂转而要求按照华洋居民捐税比例获得华人在董事会的多数席位，作为停止抗捐之条件。工部局拒绝更改既定的加入3华董决议，并在领事团的纵容下，采取非法措施强制征捐。南京外交当局支持华人的参政要求，但与工部局交涉无果。经华人绅商领袖虞洽卿调解和英国外交部推动，工部局最终调整姿态，和纳税华人会商定了华人参政的“暂行办法”。这一时期南京政府与西方列强之间渐趋和解的关系，是华洋双方保持相对克制，由对抗走向妥协的主要原因；双方最终让步的大小也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各自在外交层面获得的支持。华人参政开启了上海公共租界华洋关系的新阶段，也深刻影响了该租界与南京国民政府的关系。

　　关键词：工部局董事会  纳税华人会  抗捐  参政  华洋关系

作者简介：魏兵兵，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近代中国的租界大多是中外商民杂居共处、互动频繁的区域，华洋社群之间的关系不仅直接关乎租界内部的政治生态和社会秩序，而且往往对中国与列强的外交关系产生不容忽视的影响。上海公共租界是列强在华商业利益最集中之地，国际影响非其他租界可比，华洋关系的演变尤值得关注。晚清以降，上海公共租界长期实行外侨高度自治的政治体制，华洋居民的政治权利严重不平等。具备一定资格的外侨纳税人每年举行会议，选举代表组成市政最高决策机构工部局董事会，负责界内市政的建设和管理。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华人居民履行缴纳捐税的义务，却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对涉及自身利益的市政事务毫无发言权。19世纪后期，租界华人普遍缺乏参政意识，对此鲜有不满表示。 

　　20世纪早期，随着民族主义思想的萌兴和权利意识的觉醒，上海公共租界华人参与市政管理的诉求日趋强烈，成为当地华洋关系中的突出问题之一。从1905年“大闹会审公廨”案后首次公开提出工部局须设华人董事的要求，到1925年五卅运动期间将华洋平等参政且中外董事席数应照华洋居民纳税总额比例分配作为沪案交涉条件之一，华人商民为获取参政权利不断呼吁和奋争。民初，上海公共租界华人的参政诉求得到北京政府的支持，一些西方外交官员和侨民亦表同情，但工部局董事会长期拒绝与华人分享市政管理权，直到1926年才向外侨纳税人会议提出加入3位华董的议案。该案虽获通过，由于华洋双方在华董席数上各执立场，加之北伐期间时局丕变，华人参政问题始终未得解决。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不久，上海公共租界华人团体发起声势浩大的反对工部局加捐运动，不久转而谋求华人在董事会的多数席位，作为停止抗捐之条件。工部局起初立场强硬，后亦调整姿态，主动寻求解决华人参政问题的方案。经过反复交涉，双方做出不同程度的让步，最终达成妥协，华人由此初步获得参与市政管理的权利。这是上海公共租界华洋关系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深刻影响了此后该租界的发展轨迹及其与中国政府的关系。

　　关于上海公共租界华人争取参政权（或称市民权）的过程，学界已有一定考察，但对于南京国民政府初期华人从抗捐到参政这一重要阶段的研究却十分薄弱，史实叙述既欠周详，论析探讨亦待深入。中国学者主要从华人反抗租界当局殖民统治的角度，以中文报刊为基本史料，论述华人团体的立场和活动，肯定华人抗捐和争取参政权的努力，对其最终向工部局妥协则持批评态度。日本学者小浜正子从近代上海市民参与公共领域的视角讨论公共租界华人参政运动，也依据中文报刊资料概述了此次抗捐和参政的经过，将之视为华人市民意识成熟的表现。此外，个别西方学者在考察近代上海政商关系史、公共租界史和外侨史时也有涉及，但对事件过程论析简略，多强调国民党组织的作用和民族主义的力量。上述研究都没有充分利用工部局和中外政府的相关档案资料，且内容偏重华人团体的表现，对工部局的应对以及列强领事团的态度则疏于考察，亦未注意南京国民政府和列强政府尤其是主导公共租界事务的英国所扮演的角色，无法完整呈现事件演进的曲折进程并明晰阐释其中的因果关联，一些鲜为人知却非常关键的环节——如华人团体从激烈抗捐到谋求参政的立场转移、工部局从坚不让步到主动和解的姿态调整等——尤待考论。本文结合中外档案和报刊等史料，详细梳理华洋双方从紧张对抗到妥协合作的始末原委，剖析朝野各方互动和交涉的考量及其效果，探讨本地华洋关系与中外关系之间的交互影响，期在深化对南京国民政府初期上海公共租界政治和社会的认识，同时丰富这一时期中外关系史的研究。

　　一、华人反对工部局加捐运动以及南京政府的早期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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