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抗战时期，中共党人如何看待苏维埃革命，是一个颇有意味的话题。通常历史书写都会说，由于吸取了苏维埃时期“左”的错误的教训，抗战时期各方面工作有了长足进展，总结苏维埃革命的经验教训，是抗战时期中共走向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应该说，这样的说法的确有充足的事实根据。然而，回到历史现场可以发现，抗战时期尤其是初期中共党人的认知却并不一定如此，许多人对苏维埃时期更多抱怀念、同情和尊重态度，对苏维埃时期“左”的错误的揭开和反省，主要是因于毛泽东的坚持而完成的。苏维埃时期的历史运行状态、抗战时期中共党人对苏维埃革命的认知以及今人对这种认知的认知，难免存在种种错位现象，这就是历史的吊诡和复杂之处。

　　关键词：苏区；苏维埃革命；抗战时期；怀旧

　　作者简介：黄道炫，男，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北京 100006）

　　1934年，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主力离开革命根据地开始长征，其他各苏区红军也在此前后相继离开根据地。1936年，红军三个方面军在西北会师。红军历经千辛万苦，实现大转移。1936年西安事变后，国共初步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随着卢沟桥事变爆发，中国进入新的历史时期。

　　和苏维埃革命相比，无论是当年的历史现场，还是在后人的历史描述中，抗战时期都是中国共产党取得巨大成功的时期。中共在抗战中奠定了自己的政治军事基础，扩大了根据地，成功实施了统一战线，取得党和军队的巨大发展，这和苏维埃时期中共始终处于国民党军围追堵截之下的艰难处境不可同日而语。一般认为，这一时期，中共的政治策略、群众关系、组织状态、根据地建设都远远好过苏维埃革命时期，是中国共产党走向成熟的一个转折性和标志性时期。

　　应该说，上述认知都是广为人知的客观事实，既有历史发展的结果作为证据，也有无数的历史材料可以佐证。不过，有意思的是，当年历史现场中的人们，却并不一定完全按后人的理解认知刚刚过去的时代。实际上，很长一段时间内，在抗战时期的中共党人眼中，苏维埃革命仍然是值得效法的榜样，苏维埃革命的形象十分正面。这种历史认知的落差提醒我们，历史认知、历史书写和当事者的感知并不一定完全是对应关系，当事者的感知甚至不完全可以以逻辑推演，历史中的许多现象总是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得多。

　　一、抗战时期中共党人的苏维埃印象

　　1945年9月，抗战刚刚胜利，中共各方面发展臻于鼎盛。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上，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已经给苏维埃革命的是非功过做了充分的政治梳理，形成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此时，黄克诚谈及中央苏区的巩固程度，仍然赞不绝口，认为“无一个根据地在人民、地形、粮食诸条件之结合上，比得上过去之中央苏区”。【《对目前局势及军事方针的建议》（1945年9月14日），《黄克诚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2002年版，第374页。】黄克诚的赞誉当然不是个案，陈云曾谈到：“要发动民众更广泛地在人力、财力、物力上援助军队，非依靠党在群众中进行大量的组织工作不可。例如，过去党在江西苏区的组织工作就是这样。一九三三年红五月时，一次即动员了六万三千人当红军。如果拿这样的标准来看华北，今天大多数根据地内的群众工作，还差得很远。”【《开展群众工作是目前地方工作的中心》（1939年11月3日），《陈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63页。】黄、陈的看法，毋宁说是这一时期中共党人的普遍认知。中共革命的历史具有连续性，由于时势的转换，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历史任务，但党的基本立场从未发生变化。抗战时期中共举办的干部培训班讲述中国近代史和中国革命史时，从太平天国讲起，经戊戌政变、辛亥革命、中国共产党成立、大革命直到苏维埃运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杨国宇：《刘邓麾下十三年》，重庆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03—119页。】苏维埃革命的承上启下地位于此一目了然。因此，时代的转换，起码在当时，可以说是无缝接轨，后来归纳的变化，当年大多数人并不一定真能体会。林伯渠说：“我们是苏维埃转过来的，所以不免带来了许多那时适用的意识。”【《林伯渠同志在陕甘宁边区党政联席大会上的报告——关于新民主主义政治的阶段问题》（1940年3月12日—13日），《红色档案——延安时期文献档案汇编》编委会编：《红色档案——延安时期文献档案汇编·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2卷，陕西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14页。】这应当是客观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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