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近代日本形成了一套独特的战争决策体制,到全面侵华战争及太平洋战争时期臻于完善,并最终伴随着战败而崩溃。以“明治宪法”为核心,日本确立了以天皇为首、政府与军部为主体的政军体制;统帅权独立制、帷幄上奏制以及1900年规定的军部大臣现役武官制,成为其军国主义制度的重要体现。甲午至日俄战争时期,日本实行的“大本营”与“御前会议”,是战时确立的决策体制;战后制订的国防方针,则是其对外军事战略。作为明治时代的政治与军事遗产,它深刻影响着此后的侵华战争与太平洋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特别是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的军政制度与决策体制有所改变;国防方针亦经过三次修改,最终在1936年8月确立了南北并进的世界战争战略和以分裂华北为中心的侵华政策。七七事变以后,日本迅速走向全面侵华战争,恢复了“大本营”“御前会议”制度,并实行“大本营——政府联席会议”的决策体制,推行以解决“中国事变”为名的侵华政策;在太平洋战争后期,又推出“最高战争指导会议”的决策体制,但最终以失败告终。近代日本经过不断演变而确立的以天皇为首、政府与军部为主体、以政略与战略为核心的侵华战争决策体制与政策,证明了日本的侵华与对外战争,并非仅仅是军部与军国主义的责任,也是包括天皇与政府在内的日本最高统治集团的共同责任。

　　关键词：日本侵华战争; 决策体制; 大本营; 御前会议; 国防方针;

作者简介：臧运祜，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日本自明治维新以后,在完成近代化的同时,根据其“富国强兵”的国策,也走向了军国主义的对外扩张的道路。自1874年入侵中国台湾开始的七十多年,几乎是在每五到十年间,日本就要发动一场对外侵略的战争,且主要是针对中国的战争,直到1937年以后,又发动了长达八年的全面侵华战争。

　　在国内政治形态与军政关系的复杂演变以及对外侵略战争的持续发动过程中,近代日本形成了一套独特的战争决策体制(或称为战争指导体制),到全面侵华战争时期及太平洋战争时期臻于完善,并最终伴随着战争的失败而崩溃。作为战时“运筹帷幄”之机体,日本侵华战争的决策体制,攸关战争的发动、推动与指挥、控制,对于战争的成败胜负与战争责任的清算判定,影响至巨,值得特别关注和深入研究。但毋庸讳言的是,相对于日本史学界已有的较多的相关成果,我国学界的日本侵华史研究领域,对此却是一个相当薄弱的课题。1本文拟对于日本侵华战争的决策体制与政策及其演变过程问题,作一简要之探讨。

　　一、明治时代的形成与确立(1868—1911)

　　1868年明治维新开始后,根据1869年7月8日的《职员令》,日本政府设立了最早的国家军事机构“兵部省”,其长官为兵部卿,置于“太政官”的指挥之下。21872年4月5日,日本政府废除“兵部省”,设立了“陆军省”与“海军省”,以分管陆海军的军令与军政事宜;1878年12月5日,又设立了“参谋本部”,专责陆海军的军令大权,以此实现了军令权与军政权的分离。31885年12月22日,伊藤博文内阁成立后,“陆军省”“海军省”分别隶属于首相的管辖。1886年3月18日,参谋本部分别设立“陆军部”“海军部”;到1893年5月20日设置“海军军令部”主管海军军令之后,“参谋本部”即成为陆军的军令机关。4至此,近代日本形成了军令、军政分离,以及陆、海军分离的军事制度。

　　根据1889年2月11日的《大日本帝国宪法》以及1889年1月21日的《内阁官制》与1889年3月7日的《参谋本部条例》5,天皇总揽国务统治权、统帅陆海军;参谋本部总长直隶天皇,参划帷幄之军务、掌管国防及用兵计划。近代日本以“明治宪法”为核心,确立了以天皇为首、政府与军部为主体的政军体制。由此而奠定的统帅权独立制、帷幄上奏制以及1900年规定的军部大臣现役武官制,是军部干预与排斥政治、发动与推动战争的有力的制度武器,亦成为日本军国主义制度的重要特征与表现。

　　为了适应战时作战指挥之需要,甲午战争前夕的1893年5月19日,日本天皇以“敕令第52号”公布了《战时大本营条例》,规定“在天皇之大纛之下,设置最高统帅部,称为大本营”;参谋总长及不久成立的海军军令部长,分别作为其幕僚长,参与帷幄之机密,计划陆海军的大作战;大本营分别设立陆军部、海军部,用以指挥陆、海军之作战。战时大本营制度,可以说是近代日本军令与军政、陆海军分离体制,以及统帅权独立、帷幄上奏制的集中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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