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印刷术在宋代的普及除了推动知识传播范围的扩展之外，更为主要的是极大提高了知识的留存率，而留存率的提高又促进了知识的积累和创新。宋代之后，以地图作为载体的知识类型形成了明确的发展脉络，这与唐代及其之前极低的地图留存率以及所承载的知识缺乏传承形成了明显的差异。因此，宋代印刷术的普及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古代知识的发展方式。

　　关 键 词：印刷术/地图/知识/传播　

　　标题注释：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中文古地图的整理与研究”(16ZDA117)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成一农，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教授，历史学博士　　

　　一、问题的提出

　　虽然学术界对于中国古代雕版印刷术发明的时间存在争议①，但对雕版印刷术在宋代的普及则基本形成了共识。自古以来对于雕版印刷术的优点就有着明确的认识，如明代的胡应麟就认为：“至唐末宋初，钞录一变而为印摹，卷轴一变而为书册。易成、难毁、节费、便藏，四善具焉。”②而雕版印刷术产生的影响，尤其是对中国古代文化的影响，自近代以来就有学者加以论述，典型的如内藤湖南所说：“印刷技术的发展对弘扬文化是个巨大推动，随之出现了学问的民众化倾向”③；又如钱存训在李约瑟编著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五卷第一分册“纸和印刷”中，同样强调了印刷术扩大了文化传播的范围，拓展了能接触到“知识”的群体，并将其与科举考试等领域的变革联系起来。④这些观点也基本为后来的学者所接受，从强调的重点来看，这一观点论述的主要是印刷术的发明使得信息、知识的大规模复制成为可能，由此扩大了文化传播的范围。以内藤湖南为代表的学者还将这种知识流传范围的扩展，尤其是在普通民众中的流传作为引发“唐宋变革”的原因之一。这种论述大都基于统计资料，也有着史实的基础，基本是成立的。

　　基于上述认识，一些研究者将印刷术造成的文化传播范围扩展产生的影响回归到“知识”本身，认为流传范围的扩展造成了知识本身的演变，如苏勇强认为书籍刊刻的发达推动了古文运动的形成⑤；张高评、张锦辉等关于雕版印刷对宋代诗歌流派形成影响的研究以及对“诗分唐宋”的论述。⑥这些观点总体而言应当是正确的，同时，中外学术界关于印刷术与欧洲文艺复兴运动之间的联系存在着一定的共识，且对某些专门门类的知识与印刷术的关系也进行过较为深入的讨论，如印刷术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地图发展之间的关系。⑦可能正是基于这种“常识性”的认识，目前学术界对宋代印刷术与某类具体知识的发展关系研究，主要的论证方式就是：印刷术造成了著作(知识)传播范围的扩展，由此造成了知识的发展或者变革。这种论证方式在逻辑上显然是存在缺陷的，即著作传播范围的扩展与知识的发展或者变革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线性联系：其一，在印刷术发明之前，也存在知识的扩展，那么印刷术发明之后，这种知识传播范围的扩展与之前相比存在哪些质的差异？以往这方面的研究多注重对印刷术发明之后知识传播范围扩展的展现，缺乏与之前的对比。其二，知识传播范围的扩展如何造成了知识的发展和变革，这种影响是如何具体展现出来的？以往这方面的研究缺乏具体事例、具体知识层面上的论证，似乎是基于先入为主的认识而将两者联系在一起，结论缺乏说服力。⑧

　　此外，以往研究所强调的印刷术扩大了知识传播范围，只是看到了问题的一个方面，并不全面。众所周知，一代人积累的知识是无法直接、完整的传递给下一代的。从古至今，世代之间传递知识的唯一手段就是下一代人的重新学习，由此下一代人获取知识的可能性就成为知识传承的关键，而知识传承又影响到了知识的累积，知识的累积进而又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新知识产生的速度。在抄本和绘本时代，复制知识的低效率决定了知识流传范围的有限性和很容易受到彻底的破坏，因此某类知识的长期传承是比较困难的，由此使得知识的积累也是缓慢和脆弱的，进而使得建立在知识积累基础上新知识的产生也极为缓慢。印刷术的产生扩大了知识传播的范围，并且增大了知识保存的可能性。但以往关于印刷术对知识的影响研究中，主要强调的是印刷术扩大了知识传播的范围，而对于增大了知识保存和积累的可能性基本没有提及，有所提及，也只是一笔带过，缺乏具体的论述。如钱存训在李约瑟编著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提到：“到了宋代，印刷的大规模生产、发行和使得文字永存的力量引起了经学的复兴，也改变了治学和写作的方式。”⑨知识的保存和积累对新知识的产生，也就是知识创新的影响，对于人类知识的演进是更为重要的，因为即使知识流传范围扩展，如果无法传递到下一代，那么也就难以产生新知识，即使产生了新知识，如果这种新知识不能保存下来，那么这样的新知识对于人类知识的演进也是无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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