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末，荷兰汉学家高延（J. J. M. de Groot）在福建实地考察之时，曾请工匠参照当地民众供奉的神像复刻了两套神像并寄回欧洲。此后，高延以此为基础，考察和探讨了寺庙供奉之神及各种家祀神明。大概是受到资料的限制，高氏并未对相关神像的“开光”及其社会语境作进一步的分析。约一个世纪之后，大量类似的木雕神像出现在各地的文物市场上。与高延当年田野所见和工匠复刻的神像不同，这些神像曾被“开光”但已不再供奉，其背部的龛洞（亦称脏箱）可以打开，其内的“开光”文书和相关物件亦得以重见天日。这些神像以家祀神像为主，多雕刻于明清至民国时期。地域上则主要来自湖南、湖北、江西等地，以来自湖南中部地区者居多且最为系统。由此来看，雕刻和供奉神像，尤其是刻奉家祀神像，是明清以来湖南中部地区重要的宗教和社会文化实践。这些神像及其“开光”文书亦成为考察明清以来湖南中部地区宗教、社会和文化的珍贵资料。

　　湘中神像陆续现世

　　1977年前后，英国学者Keith Stevens在香港的古董店里发现一批木质雕刻神像，计有十几尊。其中七尊神像背部的脏箱保存完好，内有“开光”时所用的文书，部分还有棉屑、线、谷粒、云母片、海马干等物。文书有腹脏文、腹状、脏述、意等名称，目前学界多称之为“意旨”。这些文书详细记载了雕刻和供奉神像的时间、地点和原因等方面的信息。根据这些文书可知，这七尊神像雕刻于清中叶至民国年间，其中五尊来自湖南武冈，两尊来自江西庐陵。1992年，法国学者范华（Patrice Fava）在广西阳朔文物市场上发现了一批类似的湖南神像，从此致力于搜集和研究湖南神像。随后，更多的雕刻神像出现在北京、广州等地的文物市场上，其中绝大部分来自湖南中部地区。除此之外，胡彬彬等本土学者在长江中游地区的田野实地调查中发现了大量的雕刻神像。学界由此再次注意到湖南中部地区的雕刻神像，并开始对这些神像进行系统搜集、整理、数据库建设和研究工作。

　　目前，华澜（Alain Arrault）主持的法国远东学院湖南神像数据库中已经收录3500多尊神像及其“开光”文书意旨，其中包括20世纪70年代以来颜新元在湖南当地搜集的1367尊、范华主要搜集于20世纪90年代北京文物市场的911尊、1984年长沙海关没收后转给湖南省博物馆的870尊，以及李丰楙主要搜集于广州文物市场的420尊。据悉，该数据库还将收录美国密尔沃基市某古董商收藏的500尊神像信息。具体工作方面，法国远东学院的湖南神像数据库收录每尊神像及其意旨之时，先进行编目，再详细记录收藏者、来源、出处、神像姓名及其生平、神像照片、题记、雕像尺寸、姿态、器物、手势、总体描述、脏箱，意旨的编号、照片、尺寸、总体描述和意旨中的地址、庙名、信士、教派、“意”、符籙，以及刊造人、刊造年代等方面的信息。中南大学中国村落文化研究中心胡彬彬的研究团队亦陆续搜集、整理了长江中游地区的雕刻神像和意旨。2011—2013年，湖南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其中500多尊雕刻神像（道教260多尊和佛教280多尊）和500多种“造像记”（即意旨）的实物图像。其中，“道教造像记”和“佛教造像记/愿文”多来自清代湖南。

　　神像和意旨蕴含多重信息

　　这些神像由信众延请当地常被称为“丹青”“处士”或“丹青处士”的匠人进行雕刻和“开光”。神像的体积普遍较小，多供奉于民众家中的神坛之上，而非公共坛庙。这其中不仅有灶君、灶母、鲁班、药王孙思邈、观音、关羽、赵公明、玄天上帝、玉皇大帝、五显、三官等全国性崇拜的神明，还有张五郎等地方神或跨区域神明，以及祖先神和不同宗教派别和行业即“巫医百工”的祖师神。神像的意旨多为写本，亦有刻本填写本，用纸多为黄纸黑字，间有红纸、白纸，或有红字者。意旨的书法水平参差不齐，其中文字常有俗字、别字甚或错字，但意旨有着较为通行的格式，这在一定程度上佐证了刻像实践的流行。

　　和中古时期颇为流行的造像及相关记文相比，明清以来湘中地区的雕刻神像及其意旨主要有以下三个特点。其一，中古时期的造像对象主要为佛教和道教神明，而湘中雕刻神像的对象虽然亦有传统的佛道神明，但占更大比重的是民间佛教和民间道教不同派别的前代祖师、不同行业的祖师或前辈，以及信士已故的亲人，具有更浓的民间信仰色彩。其二，前者多供奉于寺庙或石窟，后者多供奉于民众家中。其三，前者的造像记多刊于神明造像的底座或背后，主要记载造像的时间、地点、信士及其愿望、刊造工匠等信息，后者的意旨则藏于神像的腹脏部位，在“开光”之时放入，其内容比中古时期的造像记更为丰富，尤其体现在不少意旨含有符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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