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中后期出现了一系列深刻变化，包括社会经济、阶级关系、社会生活、政治环境、思想观念、文学艺术、科学技术等各个方面。明代社会转型对募兵制改革产生了深刻影响，成为讨论这一改革不可忽略的因素，因此社会史视角的引入对突破单一军事史视角的局限，拓展与深化相关研究具有积极意义。

　　户籍不清导致募兵管控困难

　　明中后期社会转型的一个重要方面，便是城乡社会阶级关系的复杂化，以及相应社会管控体制的重构。这突出体现在户籍制度之中，对募兵制改革产生了深刻影响。明代募兵制改革伴生了严重的“兵害”问题，如在东南沿海募兵为害被认为是“害甚于倭”。募兵为害表面上肇因于募兵制推行，实则根源于户籍制度的弊端。明代黄册里甲户籍制承担着人口清查、财产登记、职业划分、社会组织、赋役征派、基层管理等广泛而复杂的社会职能。因户籍编订与赋役征派直接挂钩，民间为逃避赋役苛敛，往往不会将实际的“人丁事产”登记于官府，导致了户籍不清问题。户籍不清不仅导致赋役征派混乱，更削弱了户籍的社会组织与管理职能，进而影响相关制度的施行。

　　就募兵而言，户籍不清带来两方面的消极影响。首先，造成兵源身份认定困难。明代户籍与居民身份直接相关，户籍不清造成居民身份认定模糊，大量被称为“游手”“无赖”“草窃”“亡命”的幸乱群体乘机应募为兵，导致军队社会构成的异化。其次，造成兵员户籍控制困难。控制户籍是预防与弹压军队不法的有效途径，据《戚少保奏议》，“录众兵之籍，一切顽梗奸宄之徒，逃匿之弊，皆得并其妻孥，制其死命，故能得其死力”。户籍不清削弱了军队控制基础，募兵为害问题相伴而生，其治理亦由户籍入手。如戚继光提出并实施的“四要四不要”选兵标准，便是为了将幸乱群体排斥出军队。同时，戚继光建立与实施了以腰牌文册制为基础的兵籍制度。所谓腰牌是指悬挂于兵勇腰间的牌子，上书姓名、年貌、籍贯、人役、技艺、伍长及同伍姓名。在腰牌信息的基础上，按伍、甲、队、哨编伍递增，编订文册，由统兵将领及驻地官府查收。通过该制度使得每个基层兵员都户籍有据，编伍有序，便于稽查与弹压。正是得益于严格的户籍控制，使得戚家军一反当时募兵为害的“常态”成为“堂堂节制之兵”。

　　经济待遇决定募兵表现

　　明中后期社会转型的另一重要方面便是商品经济与雇佣关系的新发展，这对募兵制改革同样产生了影响。募兵制本质上是一种雇佣兵役制，募兵武装实际上就是雇佣军。因此，兵员的应募、军纪、战力更多视其待遇而定，体现出很强的功利性特征。强化户籍控制为驾驭募兵创造了条件，但其表现更多依赖于现实的收益，据《戚少保年谱耆编》，“然军法杀之不敢怨、不敢变者，亦以功赏、工食之利其心也。故心死于利，而职等军法方行”。当时，募兵的收入大体由三个部分组成：首先是月粮，即按月发放的常规粮饷；其次是行粮，即出征时的临时补助；最后是功赏，包括经济上的赏赐与世袭职衔的升授。为激励募兵表现，明朝廷制定了较为优厚的粮饷额度，较为高阶的军功赏格，以及较为宽泛的职衔颁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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