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大众的“计然之术”——明清时期的商书研究》张海英著 中华书局·聚珍文化出版

　　中国古代的商业发展历史悠久，在商朝和西周时期，由于“工商食官”，没有私人商业，也尚未出现关于经商知识的文献。到了春秋战国时期，才出现了很多自由经商的商人。司马迁的《史记·货殖列传》中，记载了数十位善于经营和经商致富的各类人物，其中计然、范蠡、子贡、白圭等，对后世影响很大。直至今日，人们还把与商业相关的经营计谋称为“计然之策，陶朱事业，端木生涯，白圭之术”。后人还根据他们的经营理念，总结辑成《计然书》《陶朱公商训》（又称《陶朱公生意经》）等，成为后世商家的经营宝典。但无论是《计然书》还是《陶朱公商训》，均是后人口耳相授流传下来的，而且散见于历史典籍之中，谈不上是正式的商业书。

　　正式的传授经商知识的出版物，是明后期才开始出现的，主要是指明清时期由商人或民间书坊编撰出版，以阐述商业规范、商业经营理念、商业道德，传授经商技巧，介绍商品知识、行业特点及行旅指南等为主要内容，以商人为主要阅读群体的读物，学界亦称商业书、商人书。这类图书在明后期开始出现并广泛刊行，清代商书不仅种类增多，内容也更为丰富。

　　明清商书的出现，说明这一时期的商人对于经商知识的获取，已不再满足于父子相传或师徒相授的传统形式，而是开始注重商业知识的系统累积与传播，重视从职业教育的角度培养子弟生徒。大量商书公开刊印示知世人，也说明其时商书的内容已成为社会公认的有用知识，开始为公众所接受。可以说，明清商书集中体现了当时商人的经营理念，反映了这一时期的商人意识与商业伦理。

　　“商贾士农咸乐业”：对商人职业的肯定

　　在中国古代，由于受“士农工商”职业等级序列的影响，加之政府“重农抑商”的政策背景，“农本工商末”的观念是根深蒂固的。明后期，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工商业的日益繁荣，社会上出现了“士好言利”现象，士人们也提出了“四民异业而同道”的“新四民论”之说。这些社会思潮与思想的变化体现在商书上，便是明代商书中关于士农工商职业关系的诸多表述，较之前代有了很大不同。明末程春宇《士商类要》中提出“商贾士农咸乐业，恩波浩荡海天同”，李留德《客商一览醒迷》中也直言：“人生于世，非财无以资身；产治有恒，不商何以弘利？”在这里，商书作者已开始将商贾与士农并列为业，而不再有贵贱本末之别。

　　清代乾隆年间的《生意世事初阶》，则将商贾之理财视为居家之急务，并与为官出仕，“出而裕国”相提并论，而《贸易须知》更是希望学习者“研求温习，玩味熟思”，并把“异日有成，出人头地”的希望寄托于经商之上。可以说，在对商人角色的职业认知方面，清代的商书较之明代商书具有更加鲜明的职业自信和角色认同。这说明，随着时代的发展，经商在人们眼中已成为一种顺应时代潮流的时尚之举，“良贾何负闳儒”已不再仅仅是士大夫们的感慨，而是切切实实地体现在商人思想意识之中。

　　“四业惟商最苦辛”：对经营环境的切身感受

　　明清商人的思想意识，与其商业经营环境的影响密不可分。明清各类商书中，多处可见著述者对经商不易之感叹。这中间既有对春夏秋冬漂泊异乡之辛劳的感慨，也有对经营途中骗子盗贼之觊觎的提防，更有对官场欺诈勒索的诫惧与痛恨。李留德《客商一览醒迷·附悲商歌》中叹道，“四业惟商最苦辛，半生饥饱几曾经。荒郊石枕常为寝，背负风霜拨雪行。”这种“宿水餐风疲岁月，争长竞短苦心肠”的旅途奔波、“披星步峻”之辛苦的背后，还有“一逢牙侩诓财本，平地无坑陷杀人”之强烈的无安全感。

　　如果说客观上的旅途环境令商人缺少安全感，外出经营如履薄冰，那么制度保障上的缺陷则直接影响了明清商人的意识形态。纵观中国古代，商人始终在“重义轻利”的社会氛围中生存，个人经商也是在“重农抑商”的政策下发展，历朝政府缺乏相应的保护商人利益的法律制度。虽然清代的工商政策趋向宽松，各级官员的“恤商”思想也有所发展，皇帝时有恤商、宽商之诏谕，可以说提供了一种较之前代更有利于工商业发展和提高商人地位的制度环境，但却始终没有明确保护商人利益的制度保障机制。明清时期民间的商事纠纷，仍然多由各级地方官员依据具体情况，“酌以情理”断案。这一制度环境对商人思想意识的直接影响，便是明清商书中所表现出来的商人普遍敬官、畏官及至依赖于官的现象。对此，程春宇的《士商要览·买卖机关》中有一训诫值得关注：

上一篇：秦人起源于西迁嬴姓东夷

下一篇：五凉在丝路文化交流中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