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凿空的丝绸之路，极大推动了中原王朝与丝路沿线相关国家之间的文化交流。但魏晋以降，尤其十六国时期，因中原战乱、北方及西蜀等地割据政权的裂土分治，汉王朝通往亚非欧的交通受阻，中西文化交流因之也受到很大影响。传统观念认为，此时中外文化交流因丝路受阻而衰退甚至中止。研究五凉历史后，我们却发现情况并非如此，相反，因河西五凉诸国的努力，其交流变得更为广泛而密切。

　　中原文化自河西输出

　　魏晋以前，汉文化通过丝路传到西域诸国。西域诸国向往中原王朝，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汉文化的先进性。十六国时期，中原通往西域的交通因战乱而阻塞，但汉文化的输出并没有因此而衰落，相反，许多优秀的汉文化就是在此时输往西域及南亚、西亚、欧非等地的。只不过，它不再由中原而是从五凉治下的河西输出。

　　首先是郡县制等制度文化。源起于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原政治制度文化之一的郡县制，便是前凉时期传入西域高昌地区的。前凉西域长史李柏在平定赵贞后，张骏便在戊己校尉驻守地设置高昌郡，建立田地县。这是第一次在西域设立郡县制，它标志着西域也建立了和中原一样的地方行政制度。西凉在高昌地区亦设置了郡、县、乡、里四级地方行政组织，还设立了管理水渠的郡府属官平水一职。它表明西凉在西域不仅具有健全的郡县制度，而且郡县配置制度也颇为完善。北凉在高昌郡下设高昌、横截、田地、高宁等县。北凉高昌政权又将原来的高昌郡分立高昌、交河、田地、横截、南平五郡（陈仲安《麴氏高昌时期门下诸部考源》）。北凉郡县属官配置也相当完善，设有长史、司马、录事参军等13个属官（参见吐鲁番出土文书《北凉义和某年兵曹行罚部隤五人文书》）。

　　其次是种桑养蚕、织造丝绸等技术文化。其输出情况，可从吐鲁番出土的《西凉建初十四年严福愿赁蚕桑券》《某家失火烧损财物账》及《严奉租丝残文书》等文书看出来。此外，还有屯田。虽然屯田的西传可以追溯到西汉，前凉不过沿袭旧制，但其管理权自赵贞事件后则由西域长史总管，而不再由戊己校尉担任。西凉在西域也有屯田。北凉在西域有军屯、民屯。屯田不仅仅是单纯的粮食生产，更重要的是，通过屯田将中原先进的农业经营方式、生产技术和劳动工具传到西域。这在客观上促进了中原与西域之间农业生产技术的交流。

　　最后是道教、汉文、汉文书籍、儒家教育和书法等。道教是中国传统宗教，它是十六国时期传到西域的。这从《西凉建初十四年韩渠妻随葬衣物疏》可以看出。此时，汉文在西域被广泛使用。从吐鲁番出土的大量十六国时期的文书看，当时这里的官府文书及民间买卖契约、陪葬衣物疏、账簿等，都用汉文书写。另外，此时西域高昌地区还有《毛诗》《论语》《孝经》《春秋》《老子》等汉文典籍。西凉还在这里设置学官，教育弟子，推行儒家文教。因汉文的使用，此时河西书法也在西域广泛流传（参见《文物》1983年第1期发表的12件《吐鲁番出土文书》）。

　　域外文化经丝路东渐

　　十六国时期的丝路文化交流，一方面是汉文化通过河西向西输出，另一方面是域外文化的东渐。据研究，当时有不少中亚和西域商人活跃于丝路之上，在西域和河西之间从事商业贸易。1974年，夏鼐在《综述中国出土的波斯萨珊朝银币》一文中指出，在当时已发现的1174枚伊朗萨珊王朝银币中，入土时间在十六国时期的约有150枚。它们分别出土于吐鲁番、西宁、河南陕县、河北定县等地。这说明此时西亚商人在河西和中原一带进行着广泛的商业贸易。他们在经商的同时，也将域外文化带到河西及中原。

　　此时西来的域外文化主要有佛教、雕塑、绘画及乐舞等。佛教方面，当时有大批印度、罽宾、龟兹等西域高僧，途经丝路来到河西，在凉土译经传教。河西也因之成为十六国时期中国佛教的中心。前凉初期，世居敦煌的月氏人竺法护来到凉州传经，其弟子竺法乘在敦煌宣教。张天锡时期，月氏人支施仑、龟兹王世子帛延也来凉州翻译经书，进行佛事活动。后凉时期，龟兹高僧鸠摩罗什随吕光来到河西，在姑臧生活达17年之久。北凉时期，西域僧人昙无汗、僧伽陀和浮陀跋摩等，也来河西译经。因他们的驻锡凉土，佛教在河西被广为弘扬。

　　凉州佛教颇重佛法，而坐禅观佛适宜于山居穴处，凉土因之兴起开窟造像之风。据载，莫高窟现存最早的一组洞窟，就凿于十六国晚期。1949年后，在敦煌、酒泉等地先后出土过7座北凉造像石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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