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西汉刘向撰《列女传》开始，女教便成为中国古代儒家礼教中一门独立的学问，发挥着稳定家庭、整合社会的作用。女教不单单指狭义的女子才艺教育，更重要的是妇德、妇礼、妇训、妇工、妇能等方面的培养。魏晋南北朝虽是乱离之世，但女教仍在不断丰富和发展。

　　上承两汉下启隋唐

　　根据《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唐语林》《古今图书集成·闺媛典》的记载，两汉时期，有女教著作5种27卷；魏晋南北朝时期，则有21种88卷。可惜的是，这些著作大多亡佚，现仅存张华《女史箴》和裴頠《女史箴》两种。从所存篇目来看，可知汉晋时期的女教著作在表现形式上，开始由故事型向训诫型转变。两汉时期的女教著作，除了班昭《女诫》之外，均为故事型。魏晋南北朝的21种女教著作中，训诫型在种数上占三分之一强。从作者构成来看，女性作者增多，两汉时期仅有班昭一人，魏晋南北朝时期，留下姓名的有赵母、孙夫人、李婉。还有一些未留下作者姓名的著作，也可能是女性所作。隋唐时期的女教著作有18种401卷，完全以训诫型为主，女性作者占主导地位。因此，魏晋南北朝的女教著作在理论性和女性自觉方面，构成了上承两汉下启隋唐的中间环节。

　　才女辈出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女教较为突出的特点。二十四史中有《列女传》，是从范晔《后汉书》开始的，记载了班昭、蔡文姬和袁隗妻三位才女。记录魏晋南北朝历史的《晋书》《魏书》和《北史》中的《列女传》，有大量关于才女的记载，所占比例远远高于《后汉书》。《世说新语·贤媛篇》亦有不少关于才女的记载。她们对儒家经典、诸子史传、诗词歌赋、玄学清谈，皆有涉猎。左思之妹左芬、王凝之妻谢道韫、王浑妻钟琰等世家大族的才女故事，已为大家所熟知。兹举两例并非显赫家族的才女，以窥当时才女之盛。“刘臻妻陈氏者，亦聪辩能属文。尝正旦献《椒花颂》……又撰元日及冬至进见之仪，行于世。”“韦逞母宋氏，不知何郡人也，家世以儒学称。宋氏幼丧母，其父躬自养之。及长，授以《周官》音义……属天下丧乱，宋氏讽诵不辍。”苻坚称帝后兴太学，无人教授《周官》，“于是就宋氏家立讲堂，置生员百二十人，隔绛纱幔而受业，号宋氏为宣文君……《周官》学复行于世，时称韦氏宋母焉”。（《晋书·列女传》）根据《隋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宋书·艺文志》的记载，这一时期女性的作品集共有30种之多，涉及诗歌词赋、古文注疏、人物评论、祭文悼词、书法理论、食物美食等方面。

　　重视妇德礼法教育

　　虽然魏晋南北朝时期才女辈出，但当时的主流思想并不主张她们干预家国大事，而将其定位于主持日常家事、相夫教子，将妇德礼法放在首位。张华《女史箴》为劝诫贾后干政而做，其中有言：“妇德尚柔，含章贞吉；婉嫕淑慎，正位居室；施衿结褵，虔宫中馈；肃慎尔仪，式瞻亲懿。”（《全晋文》）《颜氏家训·治家篇》亦说：“妇主中馈，惟事酒食衣服之礼耳，国不可使预政，家不可使干蛊；如有聪明才智，识达古今，正当辅佐君子，助其不足，必无牝鸡晨鸣，以致祸也。”上到皇后，下至普通人家，妇女最主要的职责是主持家务，负责衣食洒扫，如有余力则相夫教子。在实际生活中也是这么践行的。晋武帝司马炎的母亲“虽处尊位，不忘素业，躬执纺绩，器服无文，御浣濯之衣，食不参味”。（《晋书·文明王皇后传》）虽然贵为皇太后，但依然亲自纺绩，生活节俭。当世名族颍川庾衮“孤兄女曰芳，将嫁，美服既具，衮乃刈荆苕为箕帚，召诸子集之于堂，男女以班，命芳曰：‘芳乎！汝少孤，汝逸汝豫，不汝疵瑕。今汝适人，将事舅姑，洒扫庭内，妇之道也，故赐汝此。匪器之为美，欲温恭朝夕，虽休勿休也。’”（《晋书·庾衮传》）虽为当时一流高门，仍将洒扫作为女子第一要务。

　　这一时期的婚姻关系呈现出一定的自由之风，离婚再嫁现象屡见不鲜，女子们敢于大胆地表达自己的情感，甚至自作主张择夫。《世说新语·惑溺》载：“王安丰妇常卿安丰，安丰曰，‘妇人卿婿，于礼为不敬，后勿复尔。’妇曰：‘亲卿爱卿，是以卿卿，我不卿卿，谁当卿卿？’遂恒听之。”王戎妻子毫不掩饰地用“卿”这样的爱称、昵称来表达对丈夫的情感。贾充的小女儿贾午、高欢的妻子娄氏都是自己先选中意中人，然后逼迫父母应允婚事的。但是，与此同时，“贞女不更二夫”的观念也在逐渐加强。在《晋书》《魏书》《北史》的《列女传》中，占比最多的是守节妇女，其次是才女。范晔《列女传》的选择标准是“余但搜次才行尤高秀者，不必专在一操而已”，《北史·列女传序》则转变为“盖妇人之德，虽在于温柔；立节垂名，咸资于贞烈”。据统计，《后汉书·列女传》中贞节者所占比例为29.4%，《北史·列女传》中占比为50%。许多女子用断发、割耳、劓鼻甚至自杀的方式来抗拒再婚，朝廷也用旌表或蠲免赋税的方式来加以表彰和鼓励，并且规范化、制度化。

　　呈现一体两面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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