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亚草原历史上的三个强大草原帝国——匈奴、突厥和蒙古都兴起于蒙古高原，这些横跨欧亚大陆的帝国对世界历史进程和文化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从中国史的角度来看，至迟在战国时期，蒙古高原的游牧民族已经开始对北方长城地带进行掠夺和冲击。一直到明代，北元对北方长城地带的威胁仍然没有减弱。这迫使历代中原政权变革作战方式、提高军事实力。中华民族不仅吸收了源自蒙古高原的文化因素，而且同时融入了来自蒙古高原民族的基因。

　　蒙古自然环境决定了其特殊的经济形态和人文景观，其考古遗存的一些基本特征并不是某个时代特有的，而是很多时代共有的。笔者总结了蒙古考古遗存的六种特征。

　　与动物相关的遗存居多

　　蒙古位于欧亚草原东部，从旧石器时代中期开始，气候整体上逐渐变冷，狩猎业成为主要生产方式。新石器时代，虽然蒙古境内出现了农业和定居聚落，但农业并没有得到充分发展，畜牧业在这一时期开始出现。青铜时代，畜牧业成为主要生产方式，各种家畜、与驭使家畜相关的遗物是这一时期代表性的遗物，青铜器某些部位的造型和装饰纹样也常取材于动物形象。随着畜牧业的移动性增强，游牧业从早期铁器时代开始成为主要生产方式，适合游牧生活的腰带具以及可随身携带的轻便工具、马具成为这一时期最常见的遗物。与游牧业相伴而生的是骑射技术的发展，草原上的牧民都是技艺高超的骑手，与骑射相关的武器、装具几乎成为男性墓葬中必不可少的随葬品。

　　从旧石器时代的狩猎业，到新石器时代的定居畜牧业，再到早期铁器时代以来的游牧业，家畜、野兽等动物是蒙古考古遗存中最主要的图像题材，用家畜殉牲、家畜肉随葬的习俗从青铜时代到蒙古时期延续不断。

　　石构墓葬和祭祀性遗迹居多

　　蒙古地区不仅地广人稀，而且居民也经常居无定所，这就要求墓葬和祭祀性建筑必须在远处容易辨认识别，不容易被破坏和移动。从青铜时代开始，东部和中部蒙古地区的居民建造在墓坑周围竖立石板的石板墓，西部蒙古地区的居民在墓上地表砌石封堆。除了这些墓葬，从青铜时代开始，还有用石头堆砌成几何形状的石堆，石堆以外用石头围成圆形或方形的类似围墙的区域，有的还有小型石堆，石堆和“石墙”组合成各种几何形状，这就是特殊的墓葬兼祭祀性建筑——赫列克苏尔。在赫列克苏尔内和石板墓附近往往还竖立表面雕刻飞驰状鹿的拟人化石柱——鹿石。蒙古境内突厥时期的很多墓葬是“衣冠冢”，这些墓葬用石头围砌成方形墓葬区域，在其东方往往有连成排的、一半埋入地下的石头——巴拉巴拉石，有的在墓葬区域附近竖立石质人形雕塑——石人。石人从突厥时期至蒙元时期一直存在，只是形制和数量有所变化。

　　遗址数量少

　　游牧民族的流动性强，相应的，从青铜时代开始，蒙古高原的遗址数量就非常少，遗存绝大多数为墓葬及与其相关的墓上建筑和祭祀性雕塑。匈奴时期开始出现城址，但大多数城址使用时间较短，城内建筑遗迹较少，文化层堆积单纯，一般只有一层文化堆积，或者没有文化层。匈奴的建城技术也主要来自中原。蒙古地区目前还没有发现突厥时期的城址，蒙古时期的城址数量也较少。只有契丹统治蒙古时期留下一些规模较大的城址，城内街道和建筑布局井然有序，城墙上有马面，城门外有瓮城，城的规划和建筑技术源自中原地区。契丹在蒙古留下的城址更接近“城市”的性质，匈奴时期“城”的性质更接近于塞堡和聚落。

　　匈奴和突厥时期的都城至今没有发现，推测应该是以毡帐为主体的大型聚落。真正的都城到回鹘时期才开始出现，而且明显受到中原都城的影响。

　　遗存断代难度大

　　蒙古虽然兴起了多个强大的游牧帝国，但是与强大军事实力相伴随的却是文化发展水平相对落后。直到突厥时期，蒙古地区才开始借用其他民族的字母创造出突厥文字，这些文字绝大多数只见于少数碑刻，没有保存下来当时的文献。蒙古帝国时期以前蒙古地区的历史，绝大多数来自于中国古代历史文献记载。蒙古考古遗存研究缺乏直接的文献依据，只能借助周边地区的文献和相关考古材料的对比分析来确定年代，有些重要历史时期的遗存仍然没有甄别出来。目前，蒙古境内历史时期的考古遗存可区分出匈奴、突厥、回鹘、黠戛斯、契丹（辽）、蒙古等六种。突厥以前的鲜卑和柔然遗存面貌如何，有待进一步甄别。

　　外来文化影响普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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