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族众多、各民族力量相对均衡的甘青地区，民族的交往与共融能够清晰地诠释中华民族整体发展的特征。甘青地区是我国典型的多民族聚居区，农牧皆宜，物产多样，人文风貌别具一格，各民族基于共同的时空场域，形成了复杂交叉的关系网络。

　　　语言互通 

　　语言能准确反映民族接触和相互影响的程度。清代甘青地区语言类型复杂，“汉藏语言及文字，为青海最通行者”，各民族在长期交往的过程中，互相吸收了大量借词和语法形式。清末，汉语汉字在甘青民族地区的使用范围逐渐扩大，实际功能及权威象征都明显加强。出于经商和生计需要，汉族、回族学习蒙语和藏语的情况也较为常见，“近边蒙、番帐中，汉人每寄其子弟，令其服役数年，蒙、番之言语动作风俗，耳濡目染，久而习狎，以便行商番地”。甘青地区除回族外，其他民族都有自己的语言，这些语言相互间存在一定的亲缘关系，为各民族的交往提供了便利。

　　　经济互补 

　　甘青地区以农耕和游牧为主体经济形态，以汉族、回族和藏族为代表，形成了分工协作的经济网络。回族擅长经商，对汉藏民族之间的商品流通起到了重要作用，倾向于从事较具风险的辅助性职业，如做生意、开旅馆、跑马车、做脚夫、当兵等。汉族擅长农耕技术，在需要一定知识水平的行业里具有优势，如教师、医生、政府官吏、手工业者等，汉族的技艺和穆斯林（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的商业精神之间存在“完美的合作”。蒙、藏等民族擅长畜牧业生产，清代青海所产羊毛、羊皮每年春秋驮运至城中，由皮商收买，交易量十分可观。甘青地区各民族的经济互补，不仅仅表现在物质产品的互通有无，更重要的是，多样的经济形态为人们选择多种生产方式提供了可能性。比如有相当数量的汉族人流入甘青牧区，直接从事畜牧业生产，游牧民族也会尽可能利用土地，经营粗放农业。

　　文艺共享 

　　公开的游艺活动，表达了各民族共有的价值观和生活追求，使民族和宗教整体性特征得以发展。“花儿”流行于甘青河湟、洮岷地区，是当地穆斯林和藏族、汉族共同喜爱的文艺形式。“花儿”曲调主要来自回、藏、东乡等民族音乐，歌词使用汉语方言。“花儿会”是各族群众表达心声、谈情交友的盛大集会。酥油花是塔尔寺三绝之一，清代西宁府的藏传佛教寺院每年元宵节都要燃酥油花灯，以塔尔寺为最。是时，外藩蒙古及藏汉民众不远数千里，蜂屯蚁聚于塔尔寺，共享宗教节庆。临潭县新城的端午节迎神庙会，是当地汉、藏、回、土民众奉祀洮州（临潭旧称）18位“龙神”（均为明朝开国征西的大将）的重要仪式。贵德县四月初八浴佛节时，汉族博带峨冠，“番女盛服入城”，在聚集交游中展示了多姿多彩的民族风情。

　　族际通婚 

　　清代甘青地区存在多种类型的民间族际通婚，汉族与少数民族、同一宗教信仰和不同宗教信仰的民族之间都互有通婚，形成了复杂的婚姻网络。清代丹噶尔厅“蒙古男子供差公门，衣冠楚楚，其妻室番装也。其子娶汉女为妇，再生子女，皆汉族矣，此变俗之渐也。亦有汉人赘于番族，衣冠言貌甘于异类者”，正是这一地区族际通婚的生动写照。民间族际通婚是实现各民族之间经济、人口及语言互助与互补的重要途径，促成了各民族的血缘混合和文化交融。在婚姻仪式和日常的家庭生活中，各民族的起居饮食等礼俗必然发生相互吸取、重叠和互嵌的现象，形成难分彼此的整体性特征。

　　时艰互助 

　　安定和平的社会环境符合各族人民的共同利益，任何时候，各民族都不乏有识之士，共患难，同御辱，维护国家统一与社会稳定。战乱爆发或盗匪横行时，藏区和藏传佛教寺院常常是附近各族群众的避难所。同治年间，塔尔寺阿嘉呼图克图举办团练，当时西宁五川七族难民多逃归该寺，俾全性命。阿嘉呼图克图亲自督带团勇捍卫佛寺，援解西宁城围，历时六年之久，以致积劳成疾，在丹噶尔圆寂；也有回族在战乱时帮助汉族及藏族群众。

　　通过民间族际通婚或收养形成的血统融合，经济贸易的高度合作，游牧人口与农耕人口的转换，民族性格的相互影响，各民族之间的互相救助与共生，都是清代甘青地区基层社会自发整合的途径。清代甘青地区各民族已形成具有内在联系的社会结构、经济网络和文化系统，在局部结成了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清代甘青地区的民族关系，既符合中国古代各民族交往的一般规律，又具有显著的地方特点，是中华民族整体发展的典型缩影。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清代河湟地区族际关系与多元文化格局研究”（14XJC770004）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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