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制是中国古代文明的特点之一，是其区别于世界其他古老文明的一项重要因素。关于礼制的起源，多数学者认为，龙山文化时期礼制已经初步形成。但早在大汶口文化时期，从制度和器物层面已能见到礼制因素，中华礼制可能在大汶口文化时期已经萌生。

　　　棺椁制度初步形成

　　棺椁制度是丧葬礼制的载体之一。棺大约出现于新石器时代中期，最早出现的棺为陶棺和石棺。大汶口文化早期就发现了陶棺和石棺。如大汶口遗址M1030，用两件陶盆上下相扣，内敛婴儿尸体，当为陶棺葬；大汶口遗址M1018，底部残存有铺砌石板，推测该墓原有石框，应系石棺墓。

　　在大汶口文化中期阶段，木质葬具明显增多。野店遗址M49发现呈匣状的原始木椁；呈子遗址M7为5人合葬墓，每个死者都有单独的木椁。至大汶口文化晚期，在野店遗址发现类似一棺一椁的痕迹。如野店遗址M51墓室内有呈“井”字形木椁，椁内放置长方形箱式木棺，焦家遗址M152更是发现两椁一棺的现象。在大汶口遗址、杭头遗址等也发现了同时期的同类墓葬。

　　分析发现，凡是使用一棺一椁的墓葬，一般都是高等级聚落的大型墓葬。以焦家遗址M152为例，墓葬面积达12㎡，随葬器物39件，其中玉钺、玉刀多置于墓主身边，陶器多置于棺椁之间，部分陶器饰彩绘。使用单层木椁或木棺的墓葬，亦是遗址中规模较大、随葬品较多的墓葬，如野店遗址M49，墓葬面积10.15㎡，随葬28件器物，包括松绿石坠、象牙雕筒、玉环等高级别的器物。

　　大汶口文化从陶棺、石棺发展到木棺或木椁，再到棺椁组合出现，绝非偶然现象，这正是棺椁制度初步形成的过程。到了龙山时期，棺椁制度日趋完善。由此看来，海岱地区是棺椁制度萌芽较早和发展脉络较清楚的一个地区。棺椁制度作为固定社会分层、维系社会秩序的重要手段，在夏商周时期得到继承和完善，成为夏商周三代礼制的重要组成部分。

　　　器物组合制度已露端倪

　　在夏商周三代礼制中，器物组合制度是重要的表现形式。而早在大汶口文化的墓葬中已经出现器物组合的端倪。

　　鼎觚组合：鼎觚组合多见于王因、野店、大汶口等遗址。以王因墓地为例，464座带随葬品的墓葬中，鼎类和觚形杯同出的有292座，占63％。这说明鼎觚组合是较为普遍的随葬品组合方式。

　　鬶杯组合：大汶口文化墓葬中已能看到酒器成组随葬，包括温酒用的鬶，注酒用的盉，储酒用的背壶、瓶、尊、壶，饮酒用的筒形杯、高柄杯和觚形杯。如大汶口遗址M98，在墓主上身右侧出土一组酒器组合，包括空足鬶、盉、壶和高柄杯；大汶口遗址M25，墓主胫骨上有白陶鬶、背壶、黑陶单把杯组合。这套酒器组合大体出现在大汶口文化中期，至晚期形成较完备的组合。尽管酒器组合不尽相同，但至少表明成组随葬酒器的意识已经存在。事实上，三代时期青铜器中的专用酒器，基本承袭了这一套酒器的形制特点。

　　匕鼎组合、匕杯组合：大汶口文化墓葬中多见匕形器（报告中常称骨匕或骨柶）与鼎、杯组合的现象。如王因遗址M2201，骨匕直接置于钵形鼎内，其功能为“饭匕”，即“匕鼎食”。尚庄遗址M27，骨匕直接放于陶杯内，其功能是“醴匕”，即“匕酒糟”。三代时期，匕形器与鼎、簋、觚等饮食器组合的现象屡见不鲜，只是材质由骨质变为了青铜。匕形器虽微，但亦与鼎、簋一道，构成青铜礼器的重要组成部分。

　　高等级礼器划分阶层

　　文献中有“器以载礼”“器以藏礼”的记载，说明“礼”是通过某些实实在在的器物表现出来的。大汶口文化出土了较多的高等级器物，这为研究大汶口文化与中华礼制文明的关系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白陶作为制陶史上的代表性器物，具有原料稀缺、颜色特殊、烧成温度高等特点。大汶口文化白陶产生于大汶口文化晚期偏早阶段，盛行于大汶口文化晚期。器类以白陶鬶为主，在野店、大汶口、西夏侯、焦家等遗址都有发现。此外，还有白陶鼎、白陶盉、白陶豆等。另一类是薄胎黑陶，多见于高柄杯，大范庄遗址还发现有蛋壳陶，但尚未脱离黑陶高柄杯的形态。

　　白陶和薄胎黑陶的出现是大汶口文化晚期阶段制陶业的典型器物，代表了大汶口晚期制陶工艺的最高水平。这两类器物多出土于规格较高的墓葬中，可能与宴享、祭祀等多种礼仪活动有关。事实上，即使到了殷商时期，贵重的白陶也只有贵族才能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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