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旧党争是北宋后期最引人瞩目的政治事件。元祐初年，旧法派首脑太皇太后高氏、吕公著、范纯仁等，利用“慰反侧之诏”安抚新法派。此事影响着元祐时期不同派系的关系，推动着政局的发展，有助于理解北宋后期为何未能实现政治和解。

　　一、安焘事件

　　元丰八年（1085）三月，哲宗即位，太皇太后高氏垂帘听政。高氏素来不满神宗新法，听政伊始便将司马光、吕公著等一大批旧法派官僚召回朝中。旧法派占据优势后，陆续对各项新法加以废黜修改，同时不断贬谪罢免新法派官员，以双管齐下的手法拉开了“更化”大幕。

　　高氏推进“更化”之余，也试图缓解新法派的不安和怨气。如李清臣由尚书右丞被擢为左丞。李清臣资历浅，与旧法派很少发生冲突，因此这次任命力度有限，具试探性质。不久同知枢密院事安焘被高氏升为知枢密院事。从时机上看，这次任命颇类似之前擢升李清臣，但在“人”与“职”上，二者差别不小。一方面，不同于相对缄默的李清臣，安焘与旧法派有过正面交锋。另一方面，右丞升左丞，只是副职间递迁，同知院事升知院事，则是副职升正职，属越次超擢。高氏借此更加明确地传递了自己仍会任用部分新法派官员的信息。

　　时任左司谏兼权门下省给事中的王岩叟坚不让步。后高氏成功绕开了封驳。王岩叟得知除命“不送书读”后大怒，上殿向高氏表达了不满。高氏起初希望平息王的怒火，但未成功。高忍无可忍，颁下“中语甚峻”的御批斥责王。高、王之争，迅速升级为君主与言路的全面冲突。最后高氏在为自己保留些许颜面的情况下，对言路做出了妥协。

　　言路在安焘事上的胜利，增大了他们与高氏博弈时的优势。安抚新法派不成，反损及自身权威，高氏的个人缺陷暴露无遗。要想调和新旧，她必须寻找同盟。某些与她有近似主张的旧法派宰辅，进入了她的视野。

　　二、谋划降诏

　　范纯仁在新旧问题上的态度一向比较温和。在范的襄赞下，高氏确定了颁降“慰反侧”诏书的意向。高氏拔擢安焘失败，令她再难用迁转官职等普通手段安抚新法派。言路在安焘事件后对新法派的猛攻，则增大了新法派的不安。如此情形下，唯有降诏这种直截了当、力度空前的方式，才能达到“慰反侧”的效果。

　　高氏与范纯仁达成共识后，未立即颁“慰反侧之诏”。何以“中辍”？李焘怀疑是遭到了言路阻扰，这一推测并不准确。首先，商议仅进行于高、范之间，未知会他人。其次，高、范在商议中未提及不许言路弹奏新法派。

　　但高暂缓降诏，仍与言路有关。降诏“慰反侧”事关重大，当时高氏尚难以克服言路和宰辅这两大潜在阻碍，而范纯仁在与言路、宰辅的关系方面，亦无太大优势。除无力克服潜在阻力外，四月高氏暂不降诏还另有原因：高氏并不打算赦免新法派中的“最显者”，即吕惠卿。六月下旬，高氏甫一完成对吕惠卿的贬责，便立即颁降“慰反侧之诏”，恰表明四月她暂缓降诏的原因之一，是要为惩治吕创造条件。

　　综上，高氏在与范纯仁商议后，明确了颁降诏书以安抚新法派的意向。然因种种缘故，她并未立即将意向转化为行动，延宕至六月，方有实质性举措。

　　三、诏书颁降

　　五月下旬，言官攻讦驾部员外郎贾种民，高氏“诏（贾）黜为通判”。吕公著要求减轻对贾的处罚，表明他亦希望缓和新旧矛盾，高氏遂就降“慰反侧之诏”与他作了沟通，得到了赞同。有吕公著的协助后，情况便大为不同。吕是旧法派元老，资历深，号召力强。他与言路以及其余宰辅的关系，均非范纯仁可比。

　　综合种种迹象，吕惠卿之贬，极有可能引发对新法派官员的更猛烈打击，这绝非吕公著所愿见。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素来“谨默”的吕公著，也不能不亮出自己的底线了。

　　整体来看，“慰反侧之诏”是要以彰显“更化”的正当性为前提，通过承诺不再穷追猛打，缓解新法派的不安和不满，从而实现政局稳定。在六月“更化”已大体完成的情况下，稳定符合高氏意愿，也符合旧法派宰辅的利益。

　　但言路对“慰反侧之诏”则不以为然，接连上奏表示反对。宰辅虽已拟出诏书，却不敢颁降。僵持了十余日，宋廷“始颁甲寅诏书”，言路没有继续发表反对意见。后者的态度之所以松动，当与吕公著的影响力有关，也因为高、吕等删去了对言路利益冲击最大的“言者勿复弹劾”之语。“慰反侧之诏”最终得以颁降，更与当时的形势密不可分，一定程度上也与吕惠卿之贬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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