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日本海军是战后日本学界关注的一个焦点，相关论著纷呈，成果丰硕，自20世纪60年代出现“海军热”，到70年代形成所谓“陆军坏”、“海军好”的“海军史观”，再到80年代以来的“海军优秀论”，成为日本保守派和右翼分子否认日本海军战争责任的一个重要因素。出身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佐藤晃认为，恰恰是日本海军的“误算”和“欺瞒”使日本发动对美战争并导致最终失败，并且从日本陆海军对立的立场批驳“海军优秀论”。由日本陆海军作战参谋级的原幕僚军官执笔，以陆海军未公开的重要史料为基础，历时十余年出版的《大东亚战争战史丛书》（全102卷），可谓近代日本军事史的权威著作，但仍存在原陆军方面的人负责的卷中批判海军，而原海军方面的人负责的卷中批判陆军的偏颇，且均为各自军事侵略行动辩解，缺乏对侵略战争的根本性反省。中国学界侧重研究日本陆军与侵华战争，虽从20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关注日本海军与侵华战争，但研究较为薄弱，以致对日本海军认识不清，甚至存在个别“错误”，这是抗日战争研究的一个“弱项”。故而，笔者在抗战胜利75周年之际，通过梳理日本海军与侵华战争的学术史，总结经验，分析不足，以推动抗日战争研究的丰富与发展。

　　 日本海权膨胀刺激侵华野心 

　　1840年的鸦片战争和1853年美国佩里舰队来航，极大地刺激了日本的海权意识萌发。明治政府通过学习西方，兴建近代海军，急于扩张海权，以求“雄飞海外”。汪曙申从近代日本海权扩张的角度，指出台湾处于控制西太平洋航路的关键位置，既是日本向中国东南沿海渗透的“切入点”，也是其实施南进战略的前沿基地，还是日本海洋扩张战略的资源基地和重要补给站，故羽翼尚未丰满的日本便于1874年发动侵台战争，更在甲午战后割占台湾，直到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才收复台湾。其实，甲午战争的结局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晚清海防战略与近代日本海权战略之间的巨大差异。鞠海龙通过对比近代中日海防战略与海权战略的追求目标，指出同样面对西力东渐的海洋危机，清政府以本土安全为主，采取分区设防、片面强调海军的防御功能，甚至否定海上防御，主张海岸防御；相比之下，日本海权战略的目标直指中国，相继以中、俄、美为假想敌国，强调海外利益。日本以海权战略对晚清中国的海防战略，结果可想而知。然而，日本海权的无限膨胀，也是导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一个重要原因。

　　为准备对华战争，日本海军如同陆军一样派遣大批间谍，深入中国沿海港口、内河航道、湖泊湾道、重要城市和交通要道，搜集政治、经济、社会、军事等各类情报。颜剑明根据日本海军少尉曾根俊虎1874年9月至12月赴江苏浙江两省搜集情报的记录——《别录江苏浙江两省纪行》，详细介绍了曾根在浙江省石门、桐乡两县的活动轨迹和情报搜集，指出他侦探的这一线路就被抗战爆发后的日军所沿用。日本军舰自1873年4月护送副岛种臣公使来华，就不时有日舰驶抵中国近海测量，“考察”中国东南沿海的福州、厦门、广州、澎湖等地，甚至在中法战争之际，以“保护”日本侨民为名，派舰来华“警戒”，其实是借机近距离观察中法战争，以获取近代海战经验。中国“不败而败”、法国“不胜而胜”的中法战争结局，不仅使日本社会在“兴亚论”和“脱亚论”的争论中最终倒向“脱亚论”，而且日本海军借鉴马尾海战的经验，并成功运用于日后的甲午海战。许金生专门介绍了日本海军省水路部对长江水路志、灯台表信息的搜集与整理，以及派遣军舰、临时人员、民间团体等在长江航道开展军事谍报活动，“为入侵长江流域铺平了道路”。

　　长江流域是近代日本海军侵华活动的重点区域，从明治初年即有日本海军涉足其间。1873年日本海军“春日舰”首航上海之际，便试图在上海的长江沿岸攫取一块“落脚地”，后经日本驻上海领事品川忠道与英商斡旋，从后者手中非法购得浦东一处27亩多的沿江土地，名义上是“海军省用地”，实际上逐渐成为日本海军军舰的停泊地。李少军集中研究了晚清至抗战前夕日本海军在长江流域的侵略扩张活动，他指出日本海军自甲午战后将上海至重庆的长江航道均纳入“巡航警备”范围之内，先是实现日舰在长江流域各口岸的常态化驻泊，继而成立专门的“南清舰队”、“第三舰队”、“遣华舰队”、“第一遣外舰队”等，以武力维护日本在华殖民权益，镇压中国民众的反抗和革命运动。他还重点介绍了日本海军陆战队在长江流域活动的历史，特别是1927年开始非法长驻上海和汉口的日本“上海海军特别陆战队”，指出这支海军部队“在上海充当挑起战端的先锋”。刘怡介绍了隶属于“遣华舰队”的日本长江炮艇队的来龙去脉，以及参与侵华战争的主要行动。徐勇分析了日本海军的“溯江作战”计划和长江战略、作战指导，探讨了日本海军进入长江流域的时间、法权和战略问题，宏观性地考察了日本海军的长江流域活动史。

　　 日本海军侵华为害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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