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6—19世纪中日两国货币流通制度的演进路径发生两次重要分流。第一次分流发生在16世纪中下叶以降，从货币发行管理权的视角看，中国是“主导权下移”，表现为自下而上的货币称量银化，以及政府货币发行权动摇、弱化了对核心货币的管理干预能力；日本则是“主导权上移”，表现为幕府建立了政府主导的金银铜三货制度，有能力多次改铸货币、调节货币流通市场。19世纪下半叶，中日两国在建立近代货币金融体制的过程中呈现出更明显的分流。中国货币金融制度不但发展迟缓，而且呈现出混乱不堪的局面，货币主权遭遇严重侵蚀；日本较早且较顺利地建立起近代货币金融制度，确立了国家货币主权。这不仅影响了中日两国的历史命运，也彰显了国家金融能力的传统特质对构建近代金融体制的深层次作用，折射出历史遗产的路径依赖对于制度变迁的深层影响。

　　关键词：中国 日本 货币 分流

　　作者简介：仲伟民，清华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北京100084）；邱永志，江西财经大学经济学院、社会经济史研究所副教授（南昌330013）。

　　自一些美国学者提出中西道路大分流以来，“大分流”问题不断引起学界的讨论，近年来重要表现之一就是关于中日近代化道路分流问题的再探讨。19世纪中下叶，中日两国几乎同时迈向近代化，但所呈现出的过程、路径与结局却截然不同。与此密切相关：为何日本能够较为顺利地建立起近代货币金融制度，而中国货币制度却陷入更加混乱不堪的局面？

　　宫本又郎、鹿野嘉昭基于东亚国际视角分析了近世中日货币制度的差异，认为中国铜钱铸造量的急速下降、私铸泛滥导致的价值紊乱，使得中国铜钱丧失了在东亚地区的基准货币角色，欧人东来、明清易代促使日本走向建立独立货币制度的道路。德川时代，日本逐步建立起统一的金银铜三货制度，金银铜矿被严格管控。德川幕府积极干预对外贸易，不断调整贵金属的进出口政策，通过货币改铸调整货币量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使得金属货币脱离内在实体而更加名目化。德川幕府后期进一步建立了金银一体化的金本位制雏形，将货币的定价权控制在自己手里。尽管存在多元货币与货币地域不统一的情形，但德川时代货币制度的建立标志着日本逐步摆脱中国的影响与欧洲殖民者主导的全球经贸体系，走向构建独特货币制度的道路。相反，中国却被动卷入这一体系。黑田明伸认为，近世中国的基层市场主要以自律性的本地货币创造（外部货币）来组织地域流动性，自由程度较高，但壁垒门槛较低，信用融通度也较差；日本多以村团体组织为基础，在地方法权共同体制约下主要通过信用融通方式（内部货币）组织地域流动性。这种差异构成了中日货币信用制度产生分流的源头。张光等提出，日本通过政府主导的一系列公共财政建设和金融改革完成了金融革命，建立了兼具经济性和效率的现代货币制度，中国与之对比差距达半个世纪以上。李红梅认为，日本更强有力地控制了货币的铸造和发行权，通过货币改铸更加有效地实现了货币数量的宏观调控，在向近代化的转型过程中更多依靠内部改革实现金本位制，中国与之对比差异明显。许晨认为，日本的货币分层制度具有内生性，通过货币改铸与白银铸币化实现了货币供给的扩大、主辅币的关联，为单一本位制提供基础；中国的货币分层制度极具外生性，无法通过内部制度改革扩大货币供给、建立本位制。

　　不过正如荷尼夫（Niv Horesh）指出的那样，学界在探寻“大分流”问题时很少触及货币金融层面，甚至认为货币金融制度不是分流的要素之一，实有缺憾。荷氏从近代早期欧洲金本位制的内在转向、全球贵金属流动的主导地位、铸币技术的赶超等方面勾勒了中西欧货币制度分流的基本图景。

　　通过以上梳理可知，学者虽日益明晰近代前后中日货币制度存在重要差异，但尚未从长时段角度对称比较研究两国货币流通制度演进路径的分流问题，尤其是中国为何在16世纪失去货币主导权、日本又为何能建立起货币主导权、历史传统基础对近代金融体制构建的作用等问题，尚需要深入分析。

　　一、货币主导权的下移与上移

　　（一）中国：制度管理的下移

　　宋元至明初时期，中国的货币制度出现了从铜钱为主转向纸钞为主，以及纸钞背后价值基准由铁钱、铜钱转向白银的变化，但政府对于货币铸造和发行权的掌控较为稳固。明朝中叶，政府的货币主导权出现明显下移，突出表现为政府货币发行权动摇的自下而上的货币称量银化，以及政府弱化了对核心货币白银的管理干预能力。艾兹赫德（S.A.M.Adshead）指出，宋元明时期中国货币制度由纸币制度转向白银制度，标志着国家主义的衰退，这在中国以及世界货币发展史上都是一个重大事件。万志英（Richard Von Glahn）认为，宋元明货币流通制度演进的路径反映了政府向市场屈服的过程，最终政府失去了对货币的有效控制。杜恂诚认为，明清政府对于货币体系的控制薄弱，货币的外生性明显，货币市场发育较为初级。货币主导权的下移实际是明初货币制度缺失与明中叶货币制度变革的直接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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