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宣统元年(1909年)正月十九日,徐世昌离任东三省总督,补授邮传部尚书,云贵总督锡良调补东三省总督。尽管徐、锡人事变动不乏个人使力因素且皆与驱袁事件脱不了干系,但整体看来,实为载沣斟酌其时政治局势做出的正常人事调整。徐世昌离东内用,长远原因是其东三省施政屡遭时论指斥,驱袁事件则客观上加速了其请辞步伐并营谋内调。清廷内用徐世昌实收一箭数雕之效:顺应舆论要求且顾及了徐氏情绪,并能以徐氏之才补邮传部尚书空缺,同时又有监视督导之意。是举体现出在光、宣之交权力交接以及老臣凋零的时代背景下,载沣致力于消减驱袁之后弥漫于官场的不安情绪并培植枢臣人选的努力和追求。锡良由滇调东,根本原因是其施政能力得到载沣信任赏识,而其廉洁自律的品行、滇督任内屡屡请辞的个人诉求以及蒙古旗人身份、"平日不附项城"等因素,则增添了重要砝码。

　　关键词：徐世昌;锡良;载沣;驱袁事件;

　　基金资助：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锡良与清末新政研究”（13CZS055）；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6批特别资助项目“民族国家视域下锡良与清末边疆新政研究”（2013T60233）；

　　作者简介：潘崇，为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副教授。

　　光绪、宣统之交的政局，历来为清末政治史、新政史研究所重视。审视学界基本研究理路，普遍聚焦于此一历史转折时期新主朝政之摄政王载沣某些引入瞩目的重大决策，尤其是驱逐袁世凯、收束兵权、清理财政等集权擅势举措，更将之视为评判载沣治国能力的重要依据，并很大程度上与王朝覆亡关联起来。然而，从督抚人事变动角度观察光、宣之交政局以及载沣执政的研究尚付阙如。这当中，宣统元年（1909年）正月十九日的东三省总督人事变动，即东督徐世昌补授邮传部尚书、滇督锡良调补东督，是载沣主导的首次总督人事变动，具有典型意义。

　　目前学界对锡良离滇调东的缘由尚无分析，对徐世昌离东内用亦无专门讨论，多是在展开徐氏人物研究时有所论及，且普遍基于政争视角，认为其事与驱袁事件有直接关联。徐、袁关系紧密，青年时结义交好，仕途互相提携。徐氏督东是袁系势力进入东北之始，这一点学界基本达成共识，而认为徐氏离东内用是清廷清除袁氏在东三省势力之举措，似乎形成一个首尾呼应的事实链条。然如此论断，实将复杂问题简单化、公式化。徐氏离东内用固然与袁氏失势这一重大政局背景脱不了干系，但究竟受到多大影响，尚待进一步厘清。更重要的是，探讨徐世昌离东内用，需要跳出政争视角，从“人事”本身深入历史场景，充分考量徐氏东三省施政情况以及载沣对东三省乃至整个国家政治局势的判断和把控，从而找出其事之复杂诱因。同时，探讨东三省总督人事变动，亦须探讨另一当事人锡良离滇调东的缘由，唯有将徐氏离东与锡良调东统筹并观，方能全面客观认识此一问题。基于上述考虑，本文拟从徐世昌、锡良、载沣三方着眼，着重分析清末时期东三省、云南的政治局面以及载沣上台后的施政方略、人事取向，从而揭示宣统元年东督人事变动的来龙去脉，以裨益于我们对光、宣之交政局状况的认识。　

　　一、徐世昌东北施政屡遭指斥及其入京陛见 

　　清末东北危机四伏，清政府为改变局面，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三月八日改盛京将军为东三省总督，以徐世昌为首任总督。当天徐氏在日记中剀切写道：“时局艰难，唯有竭力经营，图报万一。”舆论也对徐氏寄予厚望，期待“奕奕生色之事功”。从徐氏日记所见，他自五月二日抵奉接篆后朝乾夕惕，政务异常劳苦。具体看，其施政重点集中在外交、官制改革、发展工商等方面，并取得积极效果。

　　针对徐世昌施政，舆论不乏叫好声。《盛京时报》称，徐氏设置司道、模范监狱、学堂、公园等举措，“全是为百姓野僿进于文明的办法”。然更多的是指责声音。徐氏督东仅三个月，《申报》便刊发长文，详列徐氏内政、外交之失，斥其“辜负人望”。时论指责外，更有言官弹劾。据史料载，徐氏最早遭弹劾距其履任尚不满一月。六月初《申报》报道，“闻制军因东省外交、内政及改设官司等事颇难措手，且被京官一再弹劾”，欲“入觐面陈一切”。同时，徐世昌以“诸事棘手兼之屡被弹章”为由电请开缺，对此庆亲王奕劻特致电劝慰，“谓东省百事改革之始，务请公忠体国，力任其艰”。徐氏遂承诺“不再奏请开缺”。八月间，又有某内阁学士等五人奏参徐世昌施政不善，“大略系指督抚不和、财政紊乱、外交不振、任用私人等款”，折上留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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