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一大代表是多少人，是12人还是13人？讨论这个问题的文章已经很多了。持不同看法的研究者，已列举种种材料，相当充分地阐明各自作出判断的理由，似乎已没有多少新话可以再说。但是，明年是中国共产党诞生100周年，是中共一大举行100周年。为了纪念中国历史上这个极其重要的日子，到时候对中共一大到底有多少代表这个存在不同看法的问题肯定无法回避。近来闲谈中，在一些同志的鼓励下，笔者想把自己的想法不厌重复地一吐为快，是否恰当，请读者评判。

　　有一句老话“治史如断狱”，是有一定道理的。它们都要求重证据，而同一件事情可能会面对不同的证据，需要细心比较哪一种证据更可靠，经过反复分析，作出明确判断，除非事情本身根本没有可能作出判断。治史和断狱大体上都要经历这个过程。

　　治史，一般不可能重新回到现场去勘察和调查。作出判断的证据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有没有档案或当时留下的文字材料可查，二是有没有当事人的叙述。如果这些条件都具备了，还要仔细分析所引用的档案是否可靠，能不能说明问题，有没有其他重要档案有不同说法；对叙事的当事人，也要看他同这件事关系深浅的程度(也就是知情的程度)以及叙述的时间距离事情发生相隔多久(也就是记忆可靠的程度)。这两条就是人们常说的“物证”和“人证”，是“断案”的主要根据。

　　因此，在研究历史时，研究者要特别重视可靠的第一手资料，并经过慎重鉴别，不能轻易相信那些未必可靠的第二手资料，也不能因急于提出新见解而对已有证据采取不够慎重的态度。在历史研究中，这被称为考证或考据，是马虎不得的。

　　同中共一大人数直接有关的当时历史档案，保留下来的只有一件，就是长期存放在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档案中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它和《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这两份档案放在一起，写于1921年下半年。它用俄文写就，看来是给共产国际的报告。新中国成立后，苏联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保存的与中国共产党历史相关的一大批档案移交给中国档案部门。这件档案是存留于世的有关这个问题的唯一原始档案。作为证据，它的价值是其他资料无法比拟的。

　　举一个例子。这份文件讲道：“七月二十三日才到达上海，于是代表大会开幕了。”这个日期，在亲身参加中共一大的人中，没有任何人能准确记得。直到59年后(1980年)，由邵维正在未必看到这件原始档案的情况下，引用多种有关资料进行细致考证，肯定一大召开的日期应该是7月23日。这是一项重要贡献，得到人们的广泛认同，也从一个角度有力地表明100年前留下而过去不甚为人所知的这份重要档案的记载是准确可靠的。

　　对中共一大的出席人数，这份档案有十分明确的记载：“参加大会的有十二名代表，他们来自七个地方(包括上海)，两个地方各有一名代表，五个地方各有两名代表。”[①]很难想象也没有理由认为这份报告会随意地把13名代表改为12名，而且那样具体地写到“两个地方各有一名代表，五个地方各有两名代表”。

　　这份报告所说“两个地方各有一名代表”，只能是指留日学生代表和广东代表。在当时留日学生内的中共党员只有施存统、周佛海两人。据周佛海在《扶桑笈影溯当年》中写道：“凑巧是暑假中，我便回到上海”，“我算是代表施和我自己两人”[②]。广东的情况也比较特殊，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保存的另一份也写于1921年的档案《广州共产党的报告》写道，1920年底，“尽管组织了共产党，但是与其称作共产党，不如称作无政府主义的共产党。党执行委员会的九个委员当中，七个是无政府主义者”，到1921年一大召开前不久才“开始成立真正的共产党”，“党员共有九人，包括陈独秀，米诺尔和别斯林在内”[③]。陈独秀当时有事不能来上海参加大会。在这种特殊情况下，广东党组织只产生一个代表是可以理解的。陈公博在《我与共产党》一文中写道：“上海利用着暑假，要举行第一次代表大会。广东遂举了我出席。”[④]他没有讲还“举”出包惠僧或其他人当代表。广东的早期党员谭天度也说：“一大广东的代表是陈公博，是推出来的。”[⑤]

　　至于其他“五个地方各有两名代表”，大家都很熟悉。那是上海李达、李汉俊，北京张国焘、刘仁静，湖南毛泽东、何叔衡，湖北董必武、陈潭秋，山东王尽美、邓恩铭。再加上前面所说的广东、留日学生代表各一名，大会代表人数正好是12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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