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郭沫若、侯外庐在1940年代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墨学，却分别以“天志”“尚贤”作为其核心思想进行诠释。郭沫若认为，墨子代表“王公大人”的立场，是反动、反人类和不科学的；侯外庐则认为，墨子代表觉醒的“国民人类”利益，侧重从知识论、人类观、民主观、天道观发掘其合理成分。两人都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从社会史视角进行研究，结果却得出迥异结论，可谓“同途殊归”。究其原因，主要在于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具体理解和运用不同。

　　关键词：郭沫若；侯外庐；墨学；马克思主义；同途殊归

　　作者简介：徐国利（1966—），男，安徽祁门人，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史学史及史学理论、中国文化思想史、区域社会史研究；陈晨（1990—），男，河南南阳人，上海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在读博士生，主攻马克思主义史学史。

　　20世纪上半叶墨学研究的兴盛，既是阐旧学以辅新命的时代命题，又是一个关涉不同学术流派的思想史现象。新史学派梁启超、新考据派史家胡适和傅斯年、新儒家冯友兰和钱穆等，以不同立场和方法来阐释墨学，各成一派。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则以马克思主义研究墨学，郭沫若、侯外庐是重要代表人物。郭沫若1923年6月13日即在《创造周报》发表《读梁任公〈墨子新社会之组织法〉》。1935年所写《先秦天道观之进展》对墨子的思想颇有论述。但是，他对墨子的系统研究是在1940年代，1943年8月写出《墨子的思想》（收入《青铜时代》）；1944年8月写成《孔墨的批判》（收入《十批判书》）。侯外庐对墨学的系统阐述，反映在1944年出版的《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两人均以马克思主义研究墨学，观点却大异其趣，可谓“同途殊归”。然目前尚未见这方面的专门研究，仅少数著述有所涉及。全面梳理1940年代郭、侯墨学研究之异同，探讨其研究“同途殊归”的学理根源，既可深化对20世纪上半叶墨学研究之认识，亦可促进对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传统思想有更加深入的理解。

　　一、同途：墨学研究的相同视角

　　郭沫若和侯外庐都主张以社会史的视角考察思想的发生与演进，这是由于他们所坚持的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在本质上属于社会史观。马克思主义对人类历史的考察和研究，批判地继承和发展了西方近代以来的社会进化论史观，以“社会（形态）”为单位，将人类社会历史视为从低级向高级有序发展的五大社会阶段（即形态），这一理论即历史唯物主义（论）或唯物史观。这种社会史观认为，历史是以由经济关系决定的社会物质生活为基础的，以及在此基础上所建立的政治生活和精神(文化）生活所构成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又能动作用于社会存在。这种社会史观既有别于中国传统以家天下的“王朝”为历史记载和研究单位的王朝史观，也有别于近代以来以民族国家为考察和研究单位的民族国家史观，以及以文化（或文明）作为历史考察和研究单位的文化（明）史观。郭沫若和侯外庐的墨学研究建立在对先秦社会经济有深刻把握的基础上，开创了墨学研究新境界。张岂之说，“在上个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代表人物不再受欧洲中心论的影响，不必言必称希腊，他们努力将历史唯物论的普遍真理与中国历史文化相结合，进行创造性研究，做出了重大贡献”。

　　郭沫若接受并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始于留学日本期间，称辩证唯物论给自己“精神上的启蒙”。1928年2月，他流亡日本，开始研究甲骨文和青铜器铭文，继而展开中国古代社会史研究。1930年出版《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对商周社会史作了系统论述，明确提出西周为奴隶制社会的论断。之后，他在《青铜时代·后叙》中说：“有了这个结论，周秦之际的一个学术高潮才能得到说明；而那个高潮期中的各家的立场和进展，也才能得到正确的了解。”然而，他的《墨子的思想》发表后却受到包括同一阵营史家在内的学者的普遍非难，这使他大为刺激，但并未动摇其研究路径，反而决心要“彻底整理古代社会及其意识形态”。1944年，《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的完成为其进一步研究周秦诸子奠定了基础，他说，“社会机构得到明确的清算，从这里建立起来的意识形态然后才能清算得更明确。”由此可见，郭沫若非常强调从社会史的视角出发研究思想史，始终坚信这种研究路径的合理性。这种自信和学术理念驱使他迅速完成《孔墨的批判》一文，并坚持对孔墨的原有态度。对梁启超和胡适等的周秦诸子研究，他称之“游离了社会背景而专谈逻辑”，意谓那只是从理论上研究和阐述，声称：“我是不满意这种办法的。无论是怎样的诡辞，必然有它的社会属性，一定要把它向社会还原，寻求得造此诡辞者的基本立场或用意，然后这一学说或诡辞的价值才能判断。”

上一篇：皖东摩擦前新四军抗战战略的调整与演变

下一篇：中共一大代表究竟是多少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