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来治学有大成者，莫不具有变通之精神。固守一隅，虽可成一家之说，但在学术史上很难留下浓墨重彩。近代史学大家，为学多有“三变”之说。王国维治学三变，肇发于西洋哲学，后转入中国文学，再转入中国史学。陈垣治学三变，始于钱大昕考镜源流之学，后致力于顾炎武经世致用之学，全面抗战时期转为全祖望报国正心之学。陈寅恪治学三变，首先为“殊族之文，塞外之史”，其次为“中古以降民族文化之史”，最后为“心史”。这些前辈学者研究方向和治学风格的每一次变化，都是时代特点、个人际遇和学术风气共同作用的结果，也是一时学术风气的开辟之举。

　　在现当代学术研究中，似乎在某个具体领域的“专精”已成为常态，“渊博”“变通”的品质往往被人忽略。对于学者个人而言，在一个特定领域达到相当的高度和深度，已相当不易。在当下学术研究已经高度专业化和细分化的背景下，若想如王国维、陈垣、陈寅恪等先生那样做到“三变”其学、屡开风气，对一个学者而言更可谓道阻且长。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晁福林在数十年的学术生涯中，效法前辈先贤，不断地自我反思、自我突破和自我超越，展现了古史研究者于学术背后不断扩展其人文关怀的过程。

　　根柢之学

　　先秦史的考证，从史料性质上，往往分为以传世文献为主和以出土材料为主，晁福林的史料考辨研究即在这两方面兼而有之。

　　20世纪70年代末，晁福林跟随赵光贤先生从事周代社会结构与乡遂制度研究。其成果《周代社会结构与“乡遂制度说”》主要依靠传世文献展开，后来收入“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博士硕士文库”出版。此文完成后，他并未停留在这个领域，而是迅速开拓视野，转向对出土材料的讨论。80年代前期，《甲骨文合集》《小屯南地甲骨》陆续出版，晁福林将主要方向转向甲骨文。他撰写甲骨学论文多篇，其中《从甲骨卜辞看姬周族的国号及其相关诸问题》一文就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

　　晁福林早年的考证文章体现出以下三个特点：第一，以文献疏证为基础。例如《读〈周礼〉札记》《〈商颂〉难句释疑》《“骏发尔私”新解》等文是对上古文献中字句的训诂和疏通。第二，以史事考证为主要方向，对有争议、不明晰的史事进行辨析梳理。如《垂沙之役考》《五国攻秦与修鱼之战考》等文，从纷繁复杂的零散记载中爬梳线索，对战国时期的这两场重要战役的起因、经过和结果进行了缕析，并分析其历史意义。第三，关注和研究甲骨、金文材料，但又能跳出材料本身，升华至重大历史问题的研究。例如《殷墟卜辞中的商王名号与商代王权》一文，从卜辞中商王名号的具体考辨入手，上及商代王权问题。再如《伯和父诸器与共和行政》一文，从与伯和父相关的几件青铜器铭文入手，逐篇疏证，在疏通铭文含义后，其目的是对“共和行政”这一重大历史问题进行探索。这样的研究既避免了繁琐考证造成的研究“碎片化”，也规避了“以论带史”的风险，是一条兼顾宏观微观的持中之道。

　　考证是晁福林学术研究的底色，40余年的考证成果，基本都收在近年出版的《春秋战国史丛考》和《夏商西周史丛考》两部论文集中。

　　会通之学

　　先秦作为中国古代史研究中最漫长的一个断代，如何全面把握其历史演进大势，解读先秦社会文化的不同发展阶段，是摆在新时期先秦史研究者面前必须回答却又很难回答的问题。因此，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晁福林从此前微观的、具体的、考证性的研究，转向宏观的、长时段的、理论性的研究。

　　在这一阶段，晁福林学术成果的最显著特点，是产生了一系列“宏论”。譬如《论殷代神权》《论周代卿权》《论战国相权》三篇“姊妹篇”，讨论了关于先秦时期政治权力的时代变迁；又如《论平王东迁》《论春秋霸主》等文章，讨论了两周之际的政治社会变迁和春秋一代的基本政治格局。在这些论文背后，是晁福林对“先秦社会形态”这一重大历史学课题长达10余年的深耕。

　　“古史分期问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影响最为深远的史学讨论课题，该问题的核心是中国古代奴隶制社会与封建制社会的划分界限，当时最优秀的历史学家基本都参与了讨论，但没有得出公认的结论。进入新时期，在先秦社会形态的研究领域出现了主张中国古代没有经过典型奴隶制社会的“无奴论”。“无奴论”从兴起到广为学界接受，晁福林起到了重要作用。他出版了专著《夏商西周的社会变迁》和《先秦社会形态研究》，提出了“氏族封建制”“宗法封建制”和“地主封建制”三阶段，是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社会形态学说的新发展，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形态研究，也为持续数十年的“古史分期问题”大讨论画上了一个较为圆满的休止符。

　　人文之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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