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3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在京成立。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指出，“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希望我国广大历史研究工作者继承优良传统，整合中国历史、世界历史、考古等方面研究力量，着力提高研究水平和创新能力，推动相关历史学科融合发展”。

　　众所周知，历史学与考古学都是研究人类的过去，都强调二重证据或多种证据的结合，只是研究的对象一个侧重于文献和文本，一个侧重于文物和遗存；研究方法上一个侧重于考据、分析、归纳和逻辑推理，一个侧重于田野考古发现。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努力打破学科界限、在融合交叉中创新发展，相关研究也因为考古新发现、新史料的涌现而不断深化与进步。本刊近期推出历史与考古双重视域下的历史学研究系列，以期对推动相关历史学科融合发展有所助益。

　　——编者

　　■本期主题：历史与考古双重视域下的秦史与秦文化

　　■本期主持：王子今（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

　　　主持人语

　　近年来，考古新发现对秦史重要情节的揭示，对于秦文化重要特征的认识，在公布新的信息，发表新的实证的同时，也开启了新的路径，提示了新的线索。若干重要收获得到学界的普遍肯定。在由国家文物局委托中国文物报社和中国考古学会评选的历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中，就有涉及秦史与秦文化的多项收获。如“湖南里耶古城及出土秦简牍”（2002年），“甘肃张家川战国墓地”（2006年），“甘肃礼县大堡子山遗址”（2006年），“陕西富县秦直道遗址”（2009年），“湖南益阳兔子山遗址”（2013年），“陕西凤翔雍山血池秦汉祭祀遗址”（2016年），“陕西西安秦汉栎阳城遗址”（2017年）等。其实，其他如“重庆三峡工程淹没区考古调查”（1994年），也是包括秦代巴人遗址和墓葬的。又如“重庆三峡库区云阳李家坝遗址”（1998年），也包含蜀道开通之后受到秦文化影响的巴文化的因素。这组文章分别讨论了凤翔雍山血池遗址的发掘、里耶秦简的发现与研究、秦交通考古收获对于秦史与秦文化考察的重要意义。考古新发现对于历史研究的推进是多方面的。今后的前景，我们亦将乐观以待。

　　交通考古成为学界重视的学术方向，俞伟超的《三门峡漕运遗迹》可以看作重要标志。近年秦“厎柱丞印”封泥的发现，大致可以说明黄河漕运在秦时已经起始。对交通开发与交通建设的重视，是秦崛起于西北，并逐步强盛，得以统一全国的重要因素之一。对于秦史与秦文化的诸多认识，可以通过秦交通考古的收获得以深化。

　　　秦人经营交通线路的考古发现

　　考古学者20世纪80年代对蓝桥河栈道遗存的发现与研究，进而对商鞅封地商邑遗址的调查与发掘，使得秦楚之间“武关道”的交通效能与交通形制得以认识。考古学者发现的子午道栈道遗存，据刘邦南下汉中“道由子午”（《石门颂》）分析，可能也是秦道路工程的遗迹。

　　内蒙古考古学者较早对秦始皇直道北段线路进行了考古调查，史念海发表《秦始皇直道遗迹的探索》一文之后，陕西、甘肃、内蒙古的秦直道考古工作多有发现。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张在明研究员主持的富县桦树沟口秦直道发掘，列名2009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秦统一后的第二年，即开始了“治驰道”的宏大工程。据西汉人贾山的追述，秦“为驰道于天下，东穷燕齐，南极吴楚，江湖之上，濒海之观毕至”（《汉书·贾山传》）。秦汉之际战争中周勃等人“当驰道”的军功记录，反映驰道连接各地的实际作用。考古学者通过钻探和试掘等方式，在秦咸阳宫附近以及秦都咸阳以南方向发现了秦驰道的遗存。在陕西咸阳窑店镇南的东龙村以东150米处，考古工作者曾发现一条南北向古道路遗迹，路宽50米，筑于生土之上，两侧为汉代文化层（孙德润、李绥成、马建熙：《渭河三桥初探》，《考古与文物》丛刊第3号《陕西省考古学会第一届年会论文集》）。这条可能连通咸阳北阪宫殿区与阿房宫的道路，以秦宫布局“象天极”的规划意图分析，应当属于驰道交通系统。

　　据《战国策·赵策一》记载，赵豹曾警告赵王与秦国军事对抗的危险性，称“秦以牛田，水通粮”，“不可与战”。秦开发水运的成功，见于李冰“通正水道”，“以行舟船”与秦军“大舶船万艘”“浮江伐楚”的文献记录（《华阳国志·蜀志》）以及灵渠等遗存。而考古发现的确定信息，有天水放马滩秦墓出土木板地图对水运航路与水路“关”的明确标示。

　　　秦人的车辆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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